[ 馮彩平 ]——(2005-10-27) / 已閱32200次
“不堪痛楚，死者大半……掠考五毒，肌肉消爛”“體生蛆”⒁
其它如燒斧挾腋，大指刺指，以土窒口等苦不堪言的非法刑訊，多有記載。
在司法檢驗方面，東漢時期，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漢書·薛宣傳》中，已經載“疻”
“痏”（毆傷為疻，毆人為痏）等名詞，“遇人不以義而見者，與人之罪鈞”。東漢著作家應邵在《漢書集解》注：“以手杖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為“疻痏”.⒂
三國兩晉南北朝物證檢驗的種類較前代增多。這一時期又以三國的物證最為發達。據《三國志·魏書》記載：“三國時期，魏的國淵出任魏郡的太守期間，有人投遞匿名信誹謗朝庭，太祖曹操十分惱火，一定要查處是誰干的。匿名信有好幾處引用后漢張衡的作品《二京賦》之內容，國淵請求把匿名信的原件留下，不對外露其內容，向郡屬功曹（官吏）發出指示，說：“魏郡是個大郡，而且又是京城。但學識淵博的人卻很少，我命令選派聰明穎悟的年輕人，派他們求師就學”。功曹選出三個年輕人，就選派之前，國淵對他們說：“要學習未知的東西，《二京賦》是一部具有廣博知識的書，世人卻把它忽略了。能教此書的老師很少，可尋找能讀此書的人向他求教。十天后找到了一位能讀次書的人，便向他學習，因而請他代寫了書信，經與誹謗信中的筆跡比較進行比對，如出自一人之手。于是將其逮捕審問，立即招認。這也是較早的文書物證檢驗.⒃
另外，這時期彈丸檢驗也有出現。據《三國志·吳志》記載：“吳國太子孫登，一次騎馬外出狩獵時，恰遇一飛彈從身旁擦過，孫登的隨從人員當即找到了彈丸，并抓獲一名手持彈弓的嫌疑人，隨即叫前詢問，但該嫌疑人不承認是他發射，孫登吩咐把揀到的彈丸與此人帶來的彈丸拿來作了比對。兩者確實不同，遂將他放走。這種檢驗雖屬初級的識別，但反映當時已知彈丸也可比對.⒄
由上述案例記載可見，我國三國的司法物證檢驗的范圍較以前有說發展擴大，從死因檢驗、傷痕鑒定，到筆跡檢驗、彈丸檢驗等均有出現。
隋朝在司法物證及檢驗方面承襲前朝無新發展。
這一階段是司法物證的發展時期。
第三，司法物證的鼎盛階段 唐宋時期
古代法律發展至唐朝，達到了一個高峰。在集中國古代法律之大成的《唐律》幾其《疏義》中，在吸收秦漢以來司法鑒定實踐經驗和發展成就的基礎上，從法律上進一步完善了司法鑒定制度。其突出表現，就是在法律中對人命（兇殺）案件和傷害案件問題作了明確規定。《唐律》規定，在人命和傷害案件等案件中，檢驗的對象主要有三類，即尸體、傷者以及詐病者，即相當于現今的尸體檢驗和活體檢查。同時，對傷害案件中“傷”的標準作了明確界定：即“見血為傷”；以及各種傷害的分類：手足傷、地物傷與刃傷，并根據傷害程度的不同，承擔不同的刑事責任。如對損傷他人眼睛的行為，凡“眇一目”的、處以“徒一年”；而“瞎一目”的，則要處以“徒三年”。眇是“虧損其明而尤見物”；瞎則“目喪明全不見物”⒅。兩者損傷的程度不同，所以量刑輕重也完全不同。而所有這一切，都必須通過司法鑒定。也正因為如此，《唐律》對于檢驗人員的責任也作了明確規定：凡是檢驗不實的，要視其情節予以處罰，嚴重者以故入人罪論處。這些規定，基本上都被后來各朝代的法律所繼承。
除了人命及傷害案件外，對于案件中的書證、物證的鑒定也得到了運用。在唐朝人張的《朝野 載》一書中，就記載了這樣一個案例：
唐武則天垂拱年間，湖州佐史江琛為陷害刺史裴光，將裴光所寫的文章中的字割下來，拼湊成文，偽造了一封寫給徐敬業的謀反信，并向朝庭告發。武則天派御史前去審問，裴光說：“字是我的字，但話卻不是我的話。前后換了三個御史，都不能定案。武則天又派了一個名叫張金楚的官員負責調查此案。張金楚仔細查看了信件，看不出什么破綻。他又將信拿起來對著日光看，結果發現信上的字都是粘貼而成的，平鋪在桌上是看不出來的。于是他便將衙門的官員召集起來，當著眾人面，將信件放在一盆水里結果一個個字都散開了。案情也因此真相大白。
除了上述所說的完善了司法鑒定以外，《唐律疏義·斷獄》對于證人的資格也作了明確規定。“其于律得相容者，即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皆不得令其為證。違者減罪人罪三等⒆。”凡是在容隱范圍之內的親屬和奴婢、部曲都被免除了作證的義務。另外律疏又解釋，老小、篤疾“以其不堪加刑，故并不許為證。這條法律被以后的朝代所沿用。
在古代訴訟中證人證言的效力較低，一般而言單憑證人證言并不能定罪，必須要嫌疑犯認罪才能定罪。《唐律·斷獄》規定：“諸應議、請、減、若年七十以上，五十以下，及廢疾者，并不和拷訊，皆據證定罪，違者以故失論。若證不足，告者不反坐”⒇。律疏解釋“眾證”：“三人以上，明證其事，始合定罪。”可見不是這些不得拷訊的對象，就必須要經刑訊使其認罪后才能定罪。宋元明清的法律依然如此。而且在司法實踐中，法官也注重書證，物證的作用，認為證人證言有可能手各種因素影響，是所謂“活干證”，而書證物證是“死干證”。
五代承襲了唐朝的司法鑒定制度，其中和凝及其子和蒙寫的《疑獄集》代表了當時物證檢驗的最高成就。《疑獄集》中有這樣一個運用法醫學知識進行檢驗的典型案例：“張舉，吳人也，為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火燒夫死。夫家疑之，詣官訴妻。妻拒而不承。舉乃取豬二口，一殺之，一活之，乃積薪燒之。察殺者口中無灰，或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中果無灰。以此鞠之（審訊），妻乃伏罪。(21)
這便是聞名的“張舉燒豬“案例。在這個案例中，張舉應用了呼吸功能的存在與否，來鑒別生前燒死和死后焚尸。活人被燒死時，因有呼吸功能的存在，在火場中便可吸入煙灰炭末；死后焚尸，因人已死，呼吸運動停止，則不會吸進煙灰炭末。根據這個原理，設計了動物（豬）實驗，然后進行尸體檢驗，獲得了可靠的資料，正確地辨別案件的性質，解決了此案。
宋朝在唐朝的基礎上司法鑒定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并將法醫檢驗制度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其成就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法律上系統的檢驗制度的建立；二是出現了一部法醫學的專著——《洗冤集錄》。
宋朝地方衙門的司法功能較唐朝而言，大大加強了。為了提高審判能力，保證審判的公正，就要求提高檢驗工作的質量。因此，宋朝在《唐律》有關檢驗的規定的基礎上，頒布了一系列有關檢驗的法律制度和法規，用以指導和規范檢驗工作。在南宋時頒布的《慶元條法律類》中，專門列了“驗尸”一章，對驗尸的程序、驗尸報告的格式、負責驗尸的官員（州差司理參軍、縣差縣尉）、驗尸時的主要事項，以及相關的法律責任等，都作了相應的規定。
宋朝檢驗制度在法律上的建立，是檢驗制度發展的接；而法律上對檢驗制度的規定，又反過來促進了檢驗制度本身的發展。正是在這種良性的互動之下，產生了中國第一部系統的關于檢驗制度的法醫學專著——《洗冤集錄》。《洗冤集錄》一書為南宋理宗時湖南提刑宋慈所著，共分為五卷，內容包括條令、檢復總說、疑難雜說及自縊、溺死、服毒等53目。其中對于尸體現象及死傷狀況作了分析，并據以推斷死傷原因。此外對在檢驗總應當遵循的手續、方法等也都作了詳細的闡述。
《洗冤集錄》是我國第一部法醫學專著，同時也是世界第一部系統的司法檢驗書。
除了法醫檢驗制度以外，兩宋時期在刑事案件的發案原因、物證等方面的司法鑒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宋人鄭克編寫的《折獄龜鑒》一書中，就記載了兩起較為典型的案例：
程琳擔任開封府知府時，皇宮內發生火災。經調查，發現現場有裁縫使用的熨斗，負責調查的宦官便認定火災是由熨斗引起的，并將裁縫交開封府審訊結案。但程琳認為此案疑點甚多。經過仔細的勘察，發現后宮燒飯的灶靠近壁板，日子一久壁板就變得非常干燥而引起火災。(22)
在此案中，程琳正是通過對起火原因的認真鑒定，才避免了一起錯案。
錢冶為潮洲海陽縣令時，洲中有大姓家中起火，經過調查，發現火源來自鄰居家，便將其逮捕審訊。某家喊冤不服。太守便將此案交錢冶審理。錢冶發現作為引火之物的一只木頭床可能是大姓的仇家之物，便帶人去仇家，將床腳進行比對。在事實面前，仇家供認了縱火并栽贓以逃避罪責的犯罪事實。（23）
此外，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民事方面的糾紛也不段增多，因此，對契約等各種書證的鑒定，便成為正確處理糾紛的重要保證。在這方面也有不少成功的案例。
章頻擔任彭州九龍縣知縣時，眉州大姓孫延世偽造地契，霸占他人田地。這場糾紛一直得不到解決。轉運使便將此案交張頻處理。張頻對地契進行了仔細鑒定，發現地契上的墨跡是浮在印跡上的，是先盜用了印，然后再寫字的，從而認定地契是偽造的。（24）
江某任陵州仁壽縣知縣時，有洪某偽造地契，侵吞鄰居田產，他用茶汁染了紙，看上去好象是年代十分久遠的樣子。江某對洪某說：如果是年代久遠的紙張，里面應該是白色的，如今地契表里一色，顯然是偽造的。洪某被迫供認了偽造的事實。（25）
唐宋的檢驗制度是中世紀世界上最先進的、最完備的檢驗制度，當時的歐洲在處在宗教統治的黑暗時代，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建立像我國那樣系統嚴密檢驗制度。
這一階段是司法物證發展的鼎盛時期。
第四，司法物證的衰弱階段 元明清時期
宋朝在司法鑒定方面的成就。在元朝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元朝在法醫學方面的主要成就，就是王于編撰的《無冤錄》一書。《無冤錄》在繼承《洗冤集錄》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法醫學理論，并糾正了《洗冤集錄》中的一些錯誤。此外，元大德年間還頒布了由國家統一制定的《驗尸式》，具體規定了對懸縊、水中、火燒、殺傷等各類尸體的現場勘驗程序和方法，表明在這一時期，檢驗制度已基本上規范化、法制化了。
明代的檢驗分為命案的檢驗、盜案的檢驗及斗毆的檢驗。對于命案的檢驗，明初《大明律》規定的三種情形可以免檢：
（1）凡諸人自縊、溺水身死、別無他故，親屬情愿安葬，官司詳審明白，準告免檢。、
（2）若事主被強盜殺死，若主告免檢者，官為相視傷損，將尸給親埋葬。
（3）其獄囚患病責保看治而死者，情無可疑，亦許親屬告免檢。
上述三項規定，雖系規定與明代初年，但其基本原則沿用至明末。至于有全檢驗尸傷之官員，《大明律》并未明確規定。據考察，有權檢驗之官員為正印官及有關官員。《明律》436條（檢驗尸傷不以實）規定有正官、首領官、吏典等人的刑事責任，可見得正官、首領官及吏典等人有權及義務檢驗尸傷。檢驗尸傷，“府則通判、推官、州縣則長官親檢，毋得委下僚。”（26）
成化十五年（1479）七月二十六日奉旨：
各處巡撫巡按等官及浙江等都市按三司兼直隸府州衛所，今后但有訴告人命，俱照前例，先拘數內干證里鄰人等到官，從公審勘人命案是實，方許委州縣衛所正官檢驗，若正官缺員，或有公占事故，方于佐貳官內選委廉能干濟者眼同從實檢驗尸傷，要見的確致死根因，明白取其備細供結，以憑問結，若各該官司違例，不行用心審勘，及輒委倉場、庫務等官，陰陽等官，陰陽醫生等役以前作弊枉人者，許巡按御史并按察司依律究問施行。（27）
州縣官如遇較復雜人命尸傷案，有時尚須進行二次以上之檢驗。其第一次檢驗，稱為初檢，由州縣官為之；其第二次檢驗稱為復檢，由府推官為之。《明律》第436條（檢驗尸傷不以實）附例規定：
凡遇告訟人命，除……外，其果系斗殺教殺謀殺等項當檢驗者，在京初發五城兵馬，復檢則委京縣知縣；在外初委州縣正官，復檢則委推官，務求于未檢之先，即詳鞠尸親佐兇犯人等，令其實招，以何物傷何致明之處，立為一案，隨即親詣尸所，督令仵作，如法件報，定執要害致命去處，細驗其圓長斜正青赤分寸，果否系某物所傷，公同一干人眾，質對明白，各情輸服，然后成招。（萬厲十八年定例）。（28）
明代檢驗人命尸傷之依據，為《洗冤集錄》。明初，檢尸圖式由各府印。《大明律》規定：
凡檢尸圖式，各府刊印，每副三幅，編立字號，半印勘合，發下州縣。如遇初、復檢驗尸傷劃時，委官將引首領官吏、仵作行人，親詣地所，呼集合聽檢人等，眼同仔細檢驗，定執生前端的致命根因，依式標注、署押，一幅付苦主，一幅粘連附卷，一幅繳申上司。其初、復檢驗官行移體式，并依已行舊制。（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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