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世琳 ]——(2009-4-29) / 已閱22163次
情勢變更原則與合同落空原則
張世琳
〔摘要〕 情勢變更在大陸法系體現為情勢變更原則，在英美法系體現為合同落空原則，本文簡要介紹了情勢變更原則和合同落空原則，并指出我國應借鑒情勢變更原則，盡快建立情勢變更制度。
〔關鍵詞〕 情勢變更 合同落空 公平原則
一、大陸法系的情勢變更原則
1. 德國
《德國民法典》不承認情勢變更可以構成變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事由，只在第242條規定了債務履行的誠實信用原則， 此外別無情勢變更原則的一般規定。有學者認為關于雙務契約的第321 條、關于消費借貸的第610條和關于使用借貸的第605條中有情勢變更的含義。[1] 《德國民法典》第321條規定：“因雙務合同而負有先為給付義務的人，在合同訂立后另一方的財產發生明顯減少，并由此危害對待給付的請求權時，可以在對待給付履行前或在對待給付提供擔保前，拒絕其負擔的給付。”這顯然是關于不安抗辯權的規定。[2] 第610條規定：“約定給予借貸人的，如無其他規定， 在另一方的財產狀況明顯減少，并由此危害償還請求權時，可以撤回約定。”此處撤回約定是解除合同還是撤銷合同，由當事人自行解決抑為法院通過司法程序處理，頗令人費解。有學者認為是貸與人解除消費借貸的預約。[3] 因為傳統民法視消費借貸為要物契約， 貸與人交付標的物之前的約定屬于消費借貸的預約。第605條規定：在下列情形，出借人可以終止借用：1.因其未預見到的事由而需要使用出借物的；2.貸用人違約使用物，特別是擅自將借用物交付第三人使用，或因未盡其應盡之注意而使物受到重大危害的；3.借用人死亡的。這三個條文的內容與現代所謂情勢變更原則存在一定差異。但情勢變更問題畢竟是無法回避的，那么法律允許法官變更合同的理論依據是什么呢？當時流行的解釋是德國著名民法學家翁德夏（Windscheid）的觀點：情勢變更是當事人意思表示前提的變更，而這個前提可以看作是當事人意思表示的附加條款，但這種前提也不同于法律行為所附的條件，于是法律行為的效力與其前提的成就與否無關，但前提的變化畢竟違背了當事人的真實意愿，若因此產生顯失公平的狀況，則當事人可以提出抗辯，進而請求變更或解除該法律行為。[4] 這顯然是德國人慣用的抽象假設，是嚴格遵從傳統民法固有的專門概念的結果。這種觀點被稱之為“默示條款說”。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德國國內的經濟陷入危機，貨幣貶值，物價暴漲，巨大的合同風險增加了合同履行的難度。對此德國法院采取兩種方式解決這些現實問題：一是把《德國民法典》第275條關于當事人可因債的履行不能解除合同的規定，擴大解釋為經濟上履行不能也可以解除合同；二是采納了“法律行為基礎學說”，以“實質合同的概念”，注重合同履行的直接效益以及履行的結果的公正性的做法取代了死守“觀念合同”的做法。[5] 并且對于第二種方式，德國的新債法在313條中作出了交易基礎喪失的規定。但是該條只是以概括的方式規定了由判例所發展的交易基礎喪失制度的主旨，并未對此作一個詳盡的列舉規定。[6] 未作詳盡列舉的規定，是因為法律行為的基礎（即情勢）很難確定：法律行為基礎與大陸法系民法典所追求的形式理性不同，它強調的是實質理性，無法用嚴格的民法概念進行解釋，在方法論上已經突破了現存概念法學的框架，很難融入民法典的邏輯體系之中；又由于它是適用誠實信用原則的結果，其內涵與外延都是不確定的，所以只能由法官來解釋，而且適用時有嚴格的條件限制。[7]
2. 法國
根據《法國民法典》所信奉的契約自由原則，法律允許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約定在某一特定時期，當經濟形勢出現重大變化時（這些變化可以通過一些統計數據加以確定），尤其是當有關價格出現重大波動時，一方當事人有權變更或解除合同。如果當事人未就契約變更問題達成協議，那么法律是否允許法官變更契約呢？《法國民法典》第1147條規定：“當債務的不履行是由于不應歸究于債務人的外來原因時，除非債務人負有擔保責任，否則，債務人對之不承擔民事責任。”第1148條進一步規定：“如債務人系因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而未履行給付或作為的債務，或違反約定從事禁止的行為時，不發生賠償損失的責任。”不但是《法國民法典》中只規定了不可抗力制度而未有情勢變更原則，并且在很長的歷史時間中，法國的司法審判實踐也是奉行合同的強制力原則，否定對合同進行司法變更的可能性。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法國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貨幣大大貶值，按理說，法院對契約變更的態度應該有所變化，但直到1950年，法國最高法院仍然堅持適用《法國民法典》第1134條的規定，并明確指出：“法官無權確定或認可一項提高了的價值而使合同一方當事人得以不按照其訂立的合同條款履行義務。”
然而與司法判例截然相反的是法國國會通過著名的“波爾多煤氣案件”的判決，確認了關于情勢變更的原則。自1916年起，法國國會就允許公用事業特許經營權者通過國家的補償而免除因情勢變更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但我們也不難看出，國會的作法并非是對契約的直接變更。法國現代民法學者認為，強迫債務人以30年甚至3 個世紀以前約定的條件履行合同義務，是不符合道德要求的，因此，法律規定情勢變更原則是必要的。但從經濟的角度考慮，契約的變更將會使其他相關契約產生連鎖反應。也就是說，對經濟領域某一部門的不平衡調整有可能引起其他部門的連鎖反應，以至于引發經濟領域普遍的不平衡。所以，法律規定情勢變更原則又是危險的。在寧肯不公正或寧肯影響經濟穩定兩者之間，法國法律不可能作出單一的選擇。即是說，既然允許變更合同的一般原則將導致經濟的不穩定，那么，就不能規定這種一般的原則，但這并不排除法庭在具體、個別的情形下為維護公正而允許當事人變更合同。[8]
3. 日本
日本明確規定了情勢變更原則。情勢變更原則是指締結契約后形成契約的基礎事實發生了顯著變化，若仍然按契約內容執行則對當事人顯失公平，違反信義，則此時即可以修定契約內容或者否定契約效力。同時，日本民事判例認為，如果發生了適用情勢變更原則的要件，改訂契約內容又遭對方拒絕，或者改訂契約內容不可能無意義時，可承認契約之解除權。 [9]
二、英美法系的合同落空原則
英美法解決情勢變更問題的法律原則稱為合同落空（Frustration of Contract）。有學者認為，合同落空最初見于1863 年的“租用音樂廳判例”：被告同意將音樂廳租賃給原告，用以舉行演奏會， 租期為4天，每天租金為100英磅。但在租期尚未開始之時， 音樂廳就被大火焚毀，對此，雙方都沒有過錯。原告向被告提出訴訟，要求賠償因不能提供音樂廳而造成的損失。法院裁定，被告勝訴。[10] 但這一判例顯然是“嚴守契約原則”的一種例外，是將特定物因意外事故損毀滅失作為免責事由規定的，也被學者們認為是現代履行不能理論的來源。現在英美法系的學者一般認為合同落空是指合同的目的落空（Frustration of purpose），并認為該理論源于1903 年由英國上訴法院判決的著名案例“克雷爾訴亨利案”。1902年英王愛德華從維多利亞女皇繼承了王位，決定舉行加冕典禮。為了觀賞這場典禮，亨利與克雷爾談妥，亨利在6月26日和27 日的白天租賃克雷爾在樓上的公寓房以便從窗戶向街上觀看。雙方約定，租金為75英磅，先付25英磅。 然而在6月22日，下議院發出通報，國王要作闌尾炎手術，加冕典禮將改期舉行。亨利在得到這一消息后拒絕再向克雷爾支付剩余的50英磅租金，合同的目的因該典禮的取消而落空，因此亨利支付租金的義務被取消了。法官強調，目的落空并不等于當事人履行不能。[11]
英國法認為：合同落空是指在合同成立之后，非由于當事人自身的過失，而是由于事后發生的意外情況而使當事人在訂約時所謀求的商業目標受到挫折。在這種情況下，對于未履行的合同義務，當事人得予免除責任。美國《合同法重述》第288條對合同落空的定義是：“凡以任何一方應取得某種預訂的目標或效力的假設的可能性作為雙方訂立合同的基礎時，如這種目標或效力已經落空或肯定落空，則對于這種落空沒有過失或受落空損害的一方，得解除其履行合同的責任。除非發現當事人另有相反的意思。”[12]
美國《統一商法典》第2-615條規定：未能按時交貨或不交貨的賣方在下列情況下，不負違約責任：（1）如果發生了某種意外事件使合同變得實在難以履行，而這種意外事件按照當事人訂立合同時的“基本假定”（basic assumption）是不會發生的；（2）由于賣方恪守外國政府或本國政府的規章而使得合同實在難以履行。[13]
三、我國應建立情勢變更制度
我國應借鑒大陸法系的情勢變更原則和英美法系的合同落空原則在合同法中規定情勢變更制度。
首先，情勢變更制度體現了公平原則，是正義價值在合同法中的體現。對正義這一終極目標的追求，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表現。在人們之間的交往很簡單的早期社會，由契約自由而衍生的"契約必須嚴守"的信條可以保證實現形式上的公平正義。由于契約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地位相差不是太懸殊，沒有必要過多地考慮完全的契約自由中所蘊含的隱患。因而此時在民法領域中，意思自治的重要性發揮的淋漓盡致。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由于社會交往的形式逐漸多樣化、復雜化，在某些情況下，形式的公平正義與實現公平正義不相一致而相分離。契約一方當事人明顯地處于弱者地位，如果完全貫徹契約自由原則，就會導致當事人之間的明顯不公平，法律之追求開始傾向于實質的公平正義。這種趨勢于合同法領域中之表現，就是情勢變更制度的確立。非因可歸責于當事人的原因而使合同之履行對于一方當事人顯失公平，此時，如果嚴守契約，雖符合契約自由之要求，必會產生當事人一方不當得利，而另一方無過失受損的不公平結果。情勢變更原則彌補了契約自由的不足之處。
另外，意思自治的一個基本內涵就是自己責任，也即當事人僅對因自己的過失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而在情勢變更，根本沒有當事人過錯之存在，如果將該變更產生的不利后果完全由無過錯之當事人一方承擔，顯然不合意思自治之基本要求。[14]
其次，情勢變更制度的確立有利于防止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維護法律的尊嚴與權威。
有的學者認為，盡管我國法律未規定情勢變更制度，但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中明確規定了情勢變更原則，司法解釋完全可以作為本案處理的法律依據。不可否認，最高法院曾出臺過若干有關情勢變更的司法解釋和文件，；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武漢市煤氣公司訴重慶檢測儀表廠煤氣表裝配線技術轉讓合同購銷煤氣表散件合同糾紛一案適用法律問題的函》[(1992年3月6日)，法函[1992]27號]中首次承認情勢變更：“就本案購銷煤氣表散件合同而言，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由于發生了當事人無法預見和防止的情事變更，即生產煤氣表散件的主要原材料鋁錠的價格，在簽訂合同時國家定價為每噸4400元至4600元，上調到每噸16000元，鋁外殼的售價也相應由每套23．085元上調到4l元，如要求重慶檢測儀表廠仍按原合同約定的價格供給煤氣表散件，顯失公平。對于雙方由此而產生的糾紛，你院可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合同法》第27條第1款第4項之規定，根據本案實際情況，酌情予以公平合理地解決。”上海全國經濟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和最高人民法院全國經濟審判座談會紀要也都認可了情勢變更，甚至將其稱為情勢變更原則。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武漢市煤氣公司訴重慶檢測儀表廠煤氣表裝配線技術轉讓合同購銷煤氣表散件合同糾紛一案適用法律問題的函》發布于1992年，其處理案件的依據是原經濟合同法，合同法頒布后，這一司法解釋是否繼續有效，值得研究。至于上海全國經濟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和最高人民法院全國經濟審判座談會紀要也都認可了情勢變更，但是，這兩個紀要關于情勢變更的規定，只不過是一種法院審判實踐中形成的“裁判上固定見解”，[15]畢竟不是司法解釋，不具有實證法律的效力，尚不能作為處理案件的依據。
在我國法律未明文規定情勢變更制度的前提下，仍有法院適用情勢變更作出裁判。如在張某與飲食公司的承包合同解除糾紛[16]一案中，法院認為，“非典”在本案中構成情勢變更，因此張某提出解除合同的請求，不應被視為違約；“非典”對張某履行合同造成的不利影響并沒有達到只有解除合同才能消除的程度；雙方本可以通過變更合同內容等讓步方式進行協商解決，但張某卻未能以尊重契約，誠信公平的態度進行善意的磋商，使得合理變更合同，使得繼續履行合同成為不可能，因此張某應承擔解除合同造成的大部分損失。在本案中，張某利用了情勢變更事由要求解除合同，存在過錯構成違約，但法院卻在判決解除合同的同時認定張某不構成違約判決張某不承擔違約責任，對飲食公司來說是不公平的，違反了情勢變更制度所依據的公平原則，造成了新的不公，有悖于情勢變更制度設立的目的，是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的體現。為了防止類似情況的再發生，保證法律的確定性和可預測性，維護法律的權威與尊嚴，應當盡快建立情勢變更制度。
再次，確立情勢變更制度是發展市場經濟的需要
經濟全球化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趨勢。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趨勢的不斷增強，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的聯系日益緊密。隨著邁入ＷＴＯ的門檻，國際經濟、政治的風云變幻，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國內經濟活動的開展。同時也意味著只有遵守國際社會的“游戲規則”才能參與國際競爭。
我國加入WTO，同時也應該遵守世界貿易組織的各種規則，履行各項條約義務。在國際法上，情勢變更制度也早已被確認，如《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第397條規定：“法律行為成立后，因不可歸責于當事人之事由，致情勢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法院應依職權公平衡量為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效果之判決”。[17] 1985年的國際商會（ICC）制定的《不可抗力與艱難情勢規則》明確界定了不可抗力和情勢變更的界限，而且國際商會和投資爭端解決中心（ICSID）的大量案例都已將情勢變更制度視為普遍接受的法律準則。但是，在適用上進行了嚴格的限定，認為情勢變更制度是“契約神圣不可侵犯原則”的“危險的例外”，要求作嚴格和狹義的解釋。[18]
以國際競爭為背景的世界舞臺在網絡信息時代是瞬息萬變的，作為合同訂立基礎的特定的一般關系，如法律秩序、經濟秩序、貨幣的特定的購買力和交易條件等，難免會不可預見地發生顯著的變化。例如，當價格異常波動引起情勢變更，以及受國際市場變化的影響，會使國內某些進出口產品合同的履行變得十分艱難。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求適用情勢變更制度，來保護參與國際競爭的我國法人的利益。[19]
為了更好的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盡快制定情勢變更制度。
注釋：
[1] 鄭玉波 《民法債編總則》 三民書局1987年版，第397頁。
[2] 王家福 《民法債權》 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頁。
[3] 同上，第262頁。
[4] 楊建華 《民事訴訟法論文選輯（上）》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57頁。
[5] 邱鷺鳳等 《合同法學》 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29頁。
[6] 朱巖譯，《<德國新債法>條文及官方解釋》,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頁。
[7] 關濤，《情勢變更原則辯》，載《法律科學》2000年第4期。
[8] 尹田編著，《法國現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267頁，第313-317頁。
[9] 鄧曾甲著，《日本民法概論》，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頁。
[10] 何美歡，《香港合同法（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頁。
[11] 王軍，《美國合同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09頁。
[12] 馮大同、梁仁杰，《國際商法》，1991年5月，第158頁。
[13] Blair J•Kolase,Legal Environment of Business,1984,第629頁。
[14] 劉現肖，《為情勢變更原則辯護》，中國民商法律網，200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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