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軍 ]——(2007-11-28) / 已閱15439次
唯愿公平如大水滾滾
——我國實行同工同酬探討
高軍
（江蘇技術師范學院人文學院 江蘇常州 213001）
[摘要] 基于身份不同而產生的同工不同酬現象，構成了對勞動者的歧視，傷害了善良人的正常情感，損害了社會的公平正義。實現同工同酬不僅是出自人類本性的自然需求，而且是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是我國政府國際法及國內法上的一項義務。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在以人為本的科學理念指導下，切實采取措施，實現同工同酬。
[關鍵詞] 同工同酬 就業歧視 平等就業權
同工同酬是指用人單位對于從事相同工作，付出等量勞動且取得相同勞動業績的勞動者，支付同等的勞動報酬。從本質上來說，同工同酬出于人類本性的自然需求，是社會公平原則的體現。但是長期以來，我國大多數企事業單位中同工不同酬的現象比較普遍。用人單位根據員工身份或戶籍的不同，把員工分為正式工、臨時工、勞務工、農民工等，非正式工各方面的待遇都明顯低于正式工。有報道說，深圳幾乎所有的事業單位都存在著不同比例的聘用人員。然而，同一份工作，聘用人員工資待遇還不到正式工的三分之一。[1]而山西一家國有企業，正式工和臨時工的實際收入差距甚至高達10倍。[2]在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同工不同酬的現象在我國普遍存在，令公眾無法繼續容忍，成為社會關注的一個焦點話題。
一、同工不同酬現象存在的原因
1.同工不同酬現象是計劃經濟時代遺留的產物。我國改革開放迄今已經20多年，雖然計劃經濟時代所派生出來的一系列用工制度、工資分配政策和保險福利政策都已過時，并被宣布廢止執行。但是，長期以來，二元戶籍制度基礎上造成的二元對立的社會結構、社會等級觀念，以及計劃經濟時期固定工制度遺留問題難以及時清除。由于現行的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工資管理體制將勞務工工資列于工資總額以外，這就決定了這些單位不可能用太多的成本去雇傭勞務工。另外，在這些單位中，掌控著社會資源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棄既得利益，不肯讓體制外的人分享體制內的好處。因此，國有企事業單位中用工制度改革阻力重重，同工不同酬的現象也更為突出。
2.法律制度不健全，導致用人單位自主用人權的濫用。用人單位擁有自主用人權，工資待遇由用人單位自主決定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但是，與之相伴隨的是，從“經濟人”的角度出發，用人單位必然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尤其在當代中國，市場化過程和城市化過程同時發生，就業形勢嚴峻、勞動力市場供需比例嚴重不平衡，用人單位成為買方市場，在這種背景下，用人單位有采用同工不同酬以減少薪酬開支，降低用工成本的話語權和動力。然而，由于國家對同工不同酬的問題缺少具體而明確的法律界定和處理辦法，同時，現有的法律法規落實不嚴、監管乏力，非正式工特別是農民工利益表達機制缺位，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同工不同酬現象的存在。
3.地方政府職能的缺位。改革開放以來，在長期以GDP作為地方官員政跡考核主要指標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為了吸引外資，事實上采取了以農民工作為廉價勞動力發展社會經濟的策略，在對待同工不同酬的問題上，一些地方政府事實上采取了聽之任之的態度。
二、同工不同酬的危害
1.同工不同酬現象的存在，構成了對勞動者的歧視，侵犯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按照國際勞工組織的定義，就業歧視是指“根據種族、膚色、性別、宗教、政治觀點、民族血統或社會出身所作出的任何區別、排斥或優惠，其結果是取消或有損于在就業或職業上的機會均等或待遇平等。”我國學者認為，就業歧視是指用人單位在招聘過程中或勞動關系建立后，對招聘條件相同或相近的求職者或雇員基于某些與個人工作能力或工作崗位無關的因素，而不能給予其平等的就業機會或在工資、晉升、培訓、崗位安排、解雇或勞動條件與保護、社會保險與福利等方面不能提供平等待遇，從而取消或損害求職者的平等就業權或雇員的平等待遇權的現象。[3]同工不同酬，按身份決定薪酬標準，屬于典型的歧視行為，它侵犯了勞動者的平等就業權和發展權，同時侵犯了勞動者的人格尊嚴，使受歧視的勞動者產生“二等公民”、低人一等的挫折感，對前途失去信心。
2.同工不同酬，以身份而不是以工作能力或工作業績的差別來確定同等勞動報酬的高低，屬于典型的不公不義，它傷害了社會上所有善良人的正常情感，傷害了公眾對社會公平的期待與信仰。
3.同工不同酬嚴重損害了社會的公平正義，妨礙了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康德說：“如果沒有了正義和公道，人生在世就不會有任何價值。” [4]社會公平正義是社會和諧的基本條件，只有在公平正義的社會氛圍里才能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創造力。同工不同酬現象的普遍存在，加劇了社會經濟的不平等，加重了社會群體之間的隔閡和沖突，它在削弱低薪職工的積極性、創造性的同時，也使體制內的高薪職工無形中產生優越感而不求上進。受歧視的勞動者由于很難通過自身的努力去改變境遇，往往會產生剝奪感和抵觸情緒，對社會不予認同，部分人甚至在不平衡心理支配下鋌而走險，成為社會穩定的重大隱患。
三、我國實行同工同酬的必要性
1.同工同酬是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首先，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有賴于社會進步觀念的支持。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內涵，也是社會發展的首要價值選擇，同工不同酬顯然與其要求背道而馳。其次，人類歷史發展以及我國改革開放的經驗均證明，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打破身份束縛，勞動者“從身份到契約”，社會流動性不斷增強的過程。只有徹底打破二元對立格局，建設城鄉一體的、同工同酬的、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才能進一步深化我國市場經濟改革的進程。最后，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當一個國家處于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時，是社會結構深刻變化、社會矛盾激化的高風險期。當前，我國正處于這樣一個關鍵時刻，必須警惕出現那種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因一部分人的利益得到滿足，但更多人的利益受損而出現的兩極分化和貧困化，從而產生嚴重社會動蕩的“拉美現象”或“拉美病”。實現同工同酬，讓所有人平等的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是我國必然的選擇。
2.同工同酬是落實我國國內法規定的要求。我國《憲法》第33條第2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平等就業權屬于平等權的范疇，而平等就業權則應包括起點平等、過程平等、結果平等，同工同酬是其中的當然之義。《勞動法》第12條規定，“勞動者就業，不得因其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不同而受到歧視”；第46條明確規定，“工資分配應當遵循按勞分配原則，實行同工同酬”。另外，《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民族區域自治法》等法律法規對就業和職業平等各方而問題都作了規定。因此，在我國，實現同工同酬、保障和促進公民平等就業是實現我國憲法和其他法律所規定的公民平等權和勞動權的一項國家義務。
3.同工同酬是我國政府必須承擔的一項國際義務。在當代，《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等一系列國際公約，從國際人權法的角度確立了平等原則和禁止歧視原則，保護同工同酬屬于其中的應然之義。消除就業歧視方面，國際勞工組織功不可沒。“有一份體面的工作”是國際勞工組織倡導的社會目標。國際勞工組織在作為其章程組成部分的《費城宣言》中指出：“全人類不分種族、信仰或性別，都有權在自由和尊嚴、經濟有保障和機會均等的條件下，謀求其物質福利和精神發展。”國際勞工組織于1951年和1958年，分別通過了《同工同酬公約》及《消除就業和職業歧視公約》。1998年，國際勞工組織在《關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則和權利宣言》中，將包括《消除就業和職業歧視公約》在內的八項國際勞工公約列為核心的國際勞工標準，要求“即使尚未批準這些公約，但僅從作為勞工組織成員這一事實出發，所有成員國都有義務真誠地并根據《章程》的要求，尊重、促進和實現關于作為這些公約之主題的基本權利的各項原則”。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和國際勞工組織的重要成員國，我國批準、加入了一系列禁止歧視的國際公約。我國于1990年和2005年，分別批準了《同工同酬公約》及《消除就業和職業歧視公約》。加入以上公約，即表明了中國政府在消除就業和職業歧視方面的國際法上的責任。
四、我國實現同工同酬的具體措施
針對國內普遍存在的同工不同酬現象，有學者深刻地指出，我們可以將用工雙軌制下的同工不同酬歸之于社會轉型時期的體制陣痛，但市場化已經開始這么長時間了，陣痛依然沒有得到改善，這就不是市場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了。[5]在我國，同工不同酬現象的長期普遍存在是體制性的問題，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失靈。由于追逐超額利潤是資本的本性，因此不可能寄希望用人單位良心發現主動地實現同工同酬，實現同工同酬的關鍵在于政府必須有所作為。
1.必須拋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以及長期以來靠低廉勞動力吸引外資、擴大出口的經濟發展模式。當前，中國的廉價出口商品在國際上屢遭反傾銷調查，靠低廉勞動力吸引外資、擴大出口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僅使勞動者未從大量廉價商品的出口中獲得好處，而且還嚴重損害了勞動者的健康和其他合法權利，損害了社會的公平正義。當前，實現同工同酬，讓勞動者平等地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具有時代的迫切性。
2.實現同工同酬，有賴于改革的進一步深入。首先，改革城鄉戶籍管理制度，廢除城鄉二元對立的社會管理模式，將在城市就業的農民納入城市社會保障制度。其次，針對同工不同酬現象大量存在于國有企事業單位的現狀，加大國有企事業單位用工制度改革步伐，摒棄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促進用工制度由身份管理向崗位管理轉變，實行全員聘任制，從體制上消除員工的身份差別，真正實現同工同酬。
3.立法應做出明確的回應。（1）消除現行有關法律存在的缺陷。例如，目前，《勞動法》第12條關于“勞動者就業，不得因其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不同而受到歧視”的規定由于采取的是明文列舉的方式，范圍過于狹窄。建議將戶籍、身份等補充列入不得歧視的范圍，同時予以概括式規定，以便執法部門和司法部門能夠根據時代發展的要求予以擴大解釋，以最大限度的保障人權。（2）以現行的《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婦女權益保障法》等法律為基礎，盡快制定《工資法》、《反就業歧視法》等法律，并針對我國同工不同酬現象普遍存在的現狀，制定專門的《同工同酬法》，最終建立完備統一的反就業歧視法律體系。（3）規定用人單位就業歧視、違反同工同酬義務的法律責任。霍貝爾說過，“法律有牙齒，必要時會咬人，盡管并不時時使用”。耶林認為，“沒有強制力的法律是一把不燃燒的火，一縷不發亮的光”。 當前，我國許多勞動方面的立法往往“沒有牙齒”，是“不燃燒的火”和“不發亮的光”。這些法律雖然規定了同工同酬、禁止就業歧視的原則，但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責任條款，實踐中無法操作，最終只能停留在字面上，淪為一種擺設。（4）明確平等就業權受侵犯的救濟方式。眾所周知，對權利而言，流行于英美法系國家的法諺“無救濟即無權利”、“救濟先于權利”道出了權利的實質。“凡權利受到侵害時應有法律救濟之方法，此為權利本質”。[6]“很難設想有一種沒有救濟辦法的權利；因為缺少權利和缺少救濟辦法是互為因果的。” [7]當前，按照勞動部在《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中的規定，農村勞動者、公務員所遭遇的就業歧視問題不能運用現行勞動法的有關條款加以解決，必須予以修改。（5）立法徹底打破壟斷部門的利益。當前在我國，每一個壟斷部門的背后都有相應的立法來保證其部門利益，而這些法律往往由這些部門自身制定。這種狀況的存在，嚴重違背了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事實上，從古希臘、古羅馬開始，法代表著正義，“法不是為個別人制定的，而是普遍地針對所有人”（烏爾比安），[8] “個別法是立法者為了某些利益引入的、背離法原理的一般規則的法。”（保羅）[9] “那些只是依據部分人的利益制定法律的國家，不是真正的國家”，[10]已成為通識。從自然法的角度來看，那種出于維護自身利益，由部門自身制定的立法根本不具備法的品性，必須予以廢除。
4.加強反就業歧視方面的執法。首先，在實現同工同酬、反對就業歧視方面，政府應做出表率。事實上，對法律實施而言，“強制私人尊重法比較容易，國家在此可起舉足輕重的仲裁人的作用，而強制國家尊重法比較不易，因為國家掌握著實力”。[11]因此，政府帶頭自覺守法顯得至為重要。一位英國學者認為，“政府是一個感染力極強的以身示教的教師，不論教好教壞，它總在以自己的楷模行為教育整個民族”，“如果政府本身觸犯法律，蔑視法律，從而會孕育社會的無政府狀態”。[12]長期以來，同工不同酬、就業歧視的現象在我國政府機關中并不罕見。例如，同一地區不同行政機關之間，或同一行政機關內部的不同部門之間，做同類事務的公務員實際的待遇往往相差懸殊。此外，各級行政機關在招收公務員時，經常附加年齡、戶籍、身高、視力等多種不合理的限制。政府部門本身帶頭搞同工不同酬，進行就業歧視，在這種情況下，要求其負責同工同酬、反就業歧視方面的執法豈非緣木求魚？其行為又怎能具有公信力？其次，鑒于我國同工不同酬、就業歧視嚴重的現狀，筆者認為，有必要借鑒美國和我國香港地區有關經驗，成立反就業歧視委員會。“反歧會”主要負責接受有關投訴，有權進行獨立的調查，協助在雇員和雇主之間進行調解，在調解無法達成和解的情況下，可協助雇員向法院提起訴訟。在就業歧視嚴重，或事涉公眾利益的情況下，它有權直接訴諸法院。
5.完善平等就業權的司法救濟途徑。眾所周知，法律就其自身而言本是死物，只有被運用才具有生命力。在法律適用方面，“法官就是法律由精神王國進入現實王國控制社會生活關系的大門。法律借助于法官而降臨塵世。” [13]法治國家的實踐證明，“如果沒有獨立的、擁有司法審查權的、容易接近、能實施這些權利的司法機關，那么，包括平等權在內的基本權利保障就只是一堆空洞的浮詞麗句”。[14]事實上，在現代社會，法院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巨大。在社會發展的關鍵時刻，一個案件的判決，往往能改變長期以來的不合理的制度和落后的觀念。例如，美國歷史上著名的“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最高法院的判決，對消除種族歧視實現種族平等起了巨大的作用，在美國人權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此，應當完善平等就業權的司法救濟途徑，通過立法將侵犯公民平等就業權明確列入訴訟的受案范圍，充分發揮人民法院在實現同工同酬促進社會進步中的作用。
6.保護公民“為權利而斗爭”。耶林在其著名的演講《為權利而斗爭》中提出，所有的權利都面臨著被侵犯、被抑制的危險，權利的前提就在于時刻準備著去主張權利，要實現權利，就必須時刻準備著為權利而斗爭。為權利而斗爭是對自己的義務，主張權利是對社會的義務。[15]人類歷史發展證實，“經典的憲法術語對公民權利作出的承諾不會自己變成現實。很多憲法條文都用最動聽的詞句來規定那些最令人向往的自由權利，在實踐中卻大打折扣”。“只要有足夠多的人強烈地要求運用和保護他們的權利，這些權利就會得到保護并得以運用，于是制度就能夠發揮功能。如果沒有這樣一種要求和決心，無論是法院、國會還是議會都愛莫能助。因此，最終能使公民權利變為現實的是人民的政治意愿，正是這種意愿創造了憲法并讓它在現實生活中發揮作用。在任何社會中，自由都要靠人民自己去爭取和守護。” [16]在保護公民公平就業權方面，我國目前仍然沿用的是計劃經濟時代的國家保護模式。例如，我國憲法雖然明文規定了公民有結社的權利，但事實上勞動者只有加入官方工會的自由，而不能自行組織工會。另外，我國憲法尚未確立罷工自由。當前，由于形勢的發展，在我國一些地方，出現了資本與地方政府權力結合，當權者為富人說話，政策為富人制定的現象。如果任這種趨勢發展下去，將是非常危險的，嚴重的可能會危及我國社會主義政權的穩定。扼制這種局面的進一步發展，僅僅依靠中央政府的權威來壓制是遠遠不夠的。我國政府應當放棄“穩定壓倒一切”的思維方式，改變傳統的對“群體性事件”一味予以壓制的“安全高于人權”模式，采取“安全與人權并重”模式，并逐步過渡到“人權優先”的模式。[17]通過立法，切實保障勞動者通過自身的維權行動來爭取同工同酬，反對就業歧視————具體而言，遵循國際慣例，立法賦予廣大勞動者組織工會以及罷工的權利，同時，盡快制定《新聞法》，放松對新聞媒體的輿論管制，并以此為基礎，培育我國的公民社會，培養公民的自治精神，通過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互動，最終實現包括同工同酬在內的社會公平正義，才是正確有效的選擇。
結語
當代中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已寫入憲法。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以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以人為本的科學理念指導下，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旋律。同工不同酬現象的普遍存在，與主旋律格格不入，并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我國政府應當切實履行國際法及國內法上的義務，果斷采取措施，實現同工同酬。同工同酬的實現，對于消除我國就業方面的制度性歧視以及人們心理上的歧視，培育和提升我國公民的權利意識和平等觀念，促進社會的進步，加速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進程必將具有深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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