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旭 ]——(2006-9-26) / 已閱37547次
五， 衰退階段：元——清末
元朝統治者在法律體系上基本沿用了宋朝的制度，但由于帶進了少數民族的相對野蠻的法律習慣，對原本比較近代化的法律體系受到嚴重打擊，在法律觀念上也產生了較多負面影響。這對物證技術的發展也造成了一定的障礙。
在宋朝的基礎之上，元朝在物證技術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元朝在法醫學方面的主要成就，就是王與編撰的《無冤錄》。此書繼承了《洗冤集錄》的成果，進一步發展了法醫學理論，并糾正了《洗冤集錄》中的一些錯誤。此外，元大德年間還頒布了由國家統一制定的《檢尸式》，具體規定了對懸縊、水中、火燒、殺傷等各類尸體的現場檢驗程序和方法，可見在這一時期，檢驗制度已基本上規范化、法制化了。〔8〕
明清時期，物證技術上主要繼承了宋元的成就，在其基礎上也有所發展。在明清時期相繼出現了大量的法醫學著作，如《洗冤錄及洗冤錄補》、《洗冤集說》、《律例館校正洗冤錄》、《洗冤錄詳義》等。在法律制度上，有關檢驗的程序、內容也更加完備、具體，這在《大明律例》和《大清律例》上都有明確的規定：
首先，負責檢驗的官吏，在京城，初檢由五城兵馬司負責，覆檢由京城知縣負責；在外地，初檢由州縣正官（即知州、知縣）負責，覆檢由府推官負責。而具體的檢驗工作則仵作來進行。
其次，關于檢驗的程序：于未檢之先，即詳細詢問尸親、證人、兇手等；隨即去停尸所督令仵作如法檢驗、報告；對要害和致命之處要仔細查看，驗明創口大小，是何兇器所傷，并與在常眾人質對明白；對于因時間長久而發生的尸體變色，也要仔細查驗，不得由仵作混報。
再次，關于檢驗的責任：負責檢驗的官吏因失職而導致檢驗不實等情形發生的，要依法追究責任；如果是因收受賄賂而故意檢驗不實的，則以故意出入人罪論處；情節嚴重的，以受財枉法從重論處。
為了防止受賄舞弊現象的發生，負責檢驗的官員只許隨帶仵作一人，刑節一人，皂隸二人。一切夫馬飯食也必須自行攜帶，不許向地方或當事人索取分文。違者依律議處。〔8〕
表面上看這些規定都是體現了慎罰的思想，人們對案件事實的要求更高，更講究以物證來說明問題，物證技術也理所當然會得到發展。但事實上，明朝出現了一些非法之刑，如廷杖制度、廠衛制度。廷杖制度的出現標志著濫用非法之刑的行為得以制度化，對明朝的法制產生了極其嚴重的不良影響，廠衛制度嚴重干涉了司法獨立，很大程度上甚至取代了正常的司法審判制度。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成文法的否定，縱使其法律對物證的規定再完善，對物證的要求再高，在物證技術上的研究再多，都不過是一紙空文。清朝也強調以嚴刑峻法加強專制主義，鉗制思想文化，加之閉關鎖國的政策，自然科學在此階段也停滯不前。原有的物證技術以及實踐中的經驗在此階段未能得到繼承，更不必提發展了，故此階段是我國古代物證技術的衰退階段。
六、結語
綜觀中國古代物證技術的發展歷史，筆者認為，其發展主要受到以下幾方面的影響：
一、自然科學技術的落后，人類對社會的認識不足。物證技術作為一門科學技術，要結合物理 、化學、生物、心理學等各學科的知識，在對物證的發現、提取、檢驗和鑒定中加以運用，方能更可靠地提供證據、線索，更真實地再現案件經過。但古代自然科學的落后，物證技術自然不可能發達，往往先在個案中嘗試性地加以運用。由于中國古代醫學發達，在司法審判中結合醫學知識產生了古代法醫學，形成了以法醫鑒定為主要的物證技術。
二、各個朝代的法制思想對物證技術的發展起了主導作用，自漢朝時，儒家思想登上政治舞臺，“禮法并用”的思想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時期，一直影響著其法制思想，“春秋決獄”、“論心定罪”使的司法審判強調人的主觀善惡，也使得中國古代司法審判工作一直注重口供 ，往往輕視物證。雖然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物證技術的落后，不能得到足夠的證據，只好通過向犯罪嫌疑人刑訊的方式得到證據。反過來，這對物證技術的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過分重視口供，自然就不能使人們對物證引起足夠的重視，也使的物證技術的發展緩慢，甚至停滯、倒退。
三、各個朝代對口供的態度對物證技術的發展起了直接作用。由于自然科學的落后，審判者更注重言詞證據，加以心理學的常識，產生了“五聽”原則，注重嫌疑人的心理變化。從漢以來一直重口供輕物證，直到宋朝鄭克才提出“重物證輕口供”的觀念。至此，物證技術在宋朝也得以突飛猛進的發展，達到歷史最高峰。但明清時期，審判者又忽視物證，更加注重口供，加以諸如腐敗、貪污等因素的影響，物證技術最終沒落。
四、審判人員、檢驗人員責任的刑事法律化也促進了物證技術的發展。早在西周就有“五過”制度，“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該制度在各朝代得以沿用。秦朝時期，又出現了對檢驗人員責任的規定，并在唐朝出現了以刑法制裁那些違反檢驗制度的檢驗人員。以后歷代都在唐朝的基礎之上進一步規范化。
中國古代的物證技術在歷史上有著輝煌的成就，至今某些技術、理念對當代的物證技術仍然具有指導意義，沿用至今。古代物證技術依然存有很多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參考文獻：
〔1〕參見 沈大路《中國司法鑒定的古代史》 刊于《上海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8月第10卷第4期
〔2〕《楚秦刑事訴訟證據比較研究》 劉玉堂 賈濟東 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4
〔3〕《睡虎地秦墓竹簡 》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轉引自 閔銀龍 王立民 《論中國古代法醫學的領先地位》
〔4〕參見 王傳道 《我國的物證技術發展的回顧與展望》 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 2000
〔5〕《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6〕參見中國古代的法醫 http://www.cnread.net/cnread1/xdwx/y/yeyonglie/byzt/001.htm
〔7〕桂萬榮編著 《棠陰比事選》，群眾出版社，P59 轉引自：沈大路《中國司法鑒定的古代史》 刊于《上海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8月第10卷第4期
〔8〕殷嘯虎 《中國古代司法鑒定的運用及其制度化發展》 中國司法鑒定 2001
〔9〕《略論我國古代司法鑒定制度》 李冰 刊于《鄭州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0年9月 第18卷 第3期
〔10〕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no05&idArticle=23620&flag=1
〔11〕參見 廖育群 《宋慈與中國古代司法檢驗體系評說》刊于 《自然科學史研究》 第14卷 第4期（1995年）
〔12〕參見 常永平《〈折獄龜鑒〉與古代司法鑒定》刊于《中國司法鑒定》 2005.05.12
〔13〕參見 《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267 及 廖育群 〈宋慈與中國古代司法檢驗體系評說〉刊于 《自然科學史研究》 第14卷 第4期（1995年） 〔14〕法醫鼻祖宋慈與《洗冤集錄》 http://www.sciencehuman.com/history/history2005/history200507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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