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建添 ]——(2006-8-13) / 已閱34850次
注釋及參考文獻：
[1]毛澤東：“矛盾論”，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頁。
[2]張子培、陳光中、張玲元、武延平、嚴端著：《刑事證據(jù)理論》，群眾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183頁。
[3]陳光中主編：《中華法學大辭典•訴訟法學卷》，中國檢察出版社，1995年，第735頁。
[4]徐靜村主編：《刑事訴訟法學》（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頁。
[5]劉金友主編：《證據(jù)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第149頁。
[6]參見何家弘、劉品新著：《證據(jù)法學》，法律出版社20004年版，第131頁。
[7]張麗卿著：《刑事訴訟法理論與運用》，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83頁。
[8]關于直接證據(jù)與間接證據(jù)的論述，請參閱本書第十一章相關論述。
[9]學理上對證據(jù)的概念有爭議。刑事訴訟法第42條第1款規(guī)定，“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都是證據(jù)。”同時第3款又規(guī)定，“以上證據(jù)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jù)。”這存在著一種表述上的邏輯矛盾，即前款說證據(jù)是事實，后款還說其需要接受有關是否屬實的審查。這種矛盾在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中亦不同程度的存在。據(jù)此，有學者認為，在立案之前的證據(jù)應當稱為“證據(jù)材料”，因為其“是未經審判人員依法定程序加工提練、不一定屬實的證據(jù)。”(參見畢玉謙著：《民事證據(jù)法及其程序功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頁。)照這個說法，在立案之前所謂的“證據(jù)”不存在，那么“原始證據(jù)”也不存在。但是，筆者認為，還是應當把證據(jù)理解成“認定事實的根據(jù)”，而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都是證據(jù)”則可以認為是對證據(jù)的要求。(相關內容參見何家弘、劉品新著：《證據(jù)法學》，法律出版社20004年版，第105~110頁。)這樣，理論上在立案之前原始證據(jù)就可能存在，從而才有可能產生傳來證據(jù)。
[10]參見張仲麟主編：《刑事訴訟法新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51頁。
[11]趙汝琨主編：《新刑事訴訟法通論》，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頁。
[12]胡錫慶主編：《新編中國刑事訴訟法學》，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頁。
[13]就證明同一案件事實來說，某一證據(jù)不可能既是原始證據(jù)又是傳來證據(jù)。但是，還要看具體證據(jù)內容所要證明的案件事實是什么。例如，張三在法庭上作證說：“李四曾經告訴我說‘我是神仙’。”如果要證明李四是否曾經說過這句話，則張三的證言是原始證據(jù)；如果要證明李四的精神是否正常，則屬于傳來證據(jù)。因此，證明的對象或目的不同，證據(jù)的原始屬性或傳來屬性會有不同。但如果證明的對象或目的相同，就不可能出現(xiàn)既是原始證據(jù)又是傳來證據(jù)的情況。
[14]何家弘、劉品新著：《證據(jù)法學》，法律出版社20004年版，第136頁。
[15]［美］喬恩•華爾茲著，何家弘等譯：《刑事證據(jù)大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第420頁。
[16]［美］喬恩•華爾茲著，何家弘等譯：《刑事證據(jù)大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第102頁。
[17]［美］喬恩•華爾茲著，何家弘等譯：《刑事證據(jù)大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第103頁。
[18]徐靜村主編：《刑事訴訟法學》，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三版），第184頁。
[19]張麗卿著：《刑事訴訟法理論與運用》，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83頁。
[20]林山田著：《刑事程序法》，五南圖書出版有有限公司，1998年9月初版，第246頁。
[21]參見褚劍鴻著：《刑事訴訟法論》，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9月，第258頁。
[22]何家弘、劉品新著：《證據(jù)法學》，法律出版社20004年版，第130頁。
[23]參見何家弘、劉品新著：《證據(jù)法學》，法律出版社20004年版，第1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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