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穎 ]——(2006-7-14) / 已閱25771次
與缺乏證據意識相類似，在我們的執法思維中，程序意識也是一樣的淡薄和缺乏。倘若證據不為我們所重視，那么我們對待取證程序的態度就當然地無異于漠視了。為什么要重視證據，這個命題已成公理。但為何還要重視取證程序的合法性，這就須要以一個理性執法的態度去理解和接受。正如辛普森案給我們的啟示：“如果國家機器都作假了（偽造證據），那就太可怕了！（所得出的結論還可信嗎？）”和強大的國家權力相比，公民（勞教人員）個人的合法權益是多么渺小，正因此，出于平衡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需要，行使國家權力的行政機關必須按照法定程序執行法律，以最大限度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從而確保執法公正（法治）目標的實現。這也是法律價值的最大體現和最終歸宿。
從證據學的角度講，行政機關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就必須已經掌握充分的證據，即行政機關作出具體行政行為必須遵守“先取證、后裁決”的程序規則，否則該具體行政行為一旦被起訴，行政機關將承擔（敗訴的）不利后果（風險）。同時，一切超過舉證期限的補充調查的證據都因構成“突襲證據”（Surprise）將不被采信。應當清楚，依法行政所依據的法律，不僅僅是實體法，還有與實體法同等重要卻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的程序法。
綜上，重視取證程序的合法性便不難理解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程序公正的價值要高于實質公正的價值，理由是，程序公正的實現不僅意味著其自身價值的實現，而且還伴隨著實質公正目標的實現，這也正是程序價值最大也最真切的體現。
回到實務中，其執法現狀就不得不令人堪憂了。在對勞教人員適用延長勞教期的處罰案例中，有相當比例的卷宗材料只有當事人供述（訊問筆錄），缺少物證、書證、證人證言等其他重要證據材料的支持與補充，這勢必要影響到證據的證明力。即便是訊問筆錄，也存在制作上的諸多問題，主要有：
（1）要素記載不全面。筆錄類文書一般應包括違法行為發生的時間、地點、動機、目的、情節、手段和結果等要素，如果缺少其中的某種或某幾種，便會影響該筆錄的效力。例如，在勞教人員斗毆案件中，參毆人員是徒手還是持械，所持是鈍器還是銳器，攻擊的是一般部位還是要害部位等等，這些都應是筆錄記載的內容，有的細節甚至能夠直接影響到案件的定性。正因為疏于對文書制作細節的重視，從而影響了筆錄的效力和證據的證明力。
（2）筆錄用語不規范。主要是方言、土語過多且沒有注解，并且有關法律術語的運用欠缺嚴謹，有失規范。
除此之外，在部分單位、部分民警身上還存在“一人審查、單獨裁決、獨自執行”的違反程序的執法現象。如訊問勞教人員時，須至少兩名以上民警同時在場方可進行，而有的民警或出于省事的目的或根本不知其然，就做起了“審判官”，操起了生殺予奪之大權，判起了“葫蘆案”……
如上，在延長勞教期的執法中，包括制度設計上，還存在諸多問題。我們所期待的不僅是問題的解決，而更應關注制度的建立與完善，同時重視執法人員執法素質建設、執法理念培植、執法思維養成，既要重視執法制度的訂立，又不能忽略執法主體素質的提高，這樣才能有力促進延長勞教期執法工作的規范化，切實提升勞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從而以良好的姿態迎接勞動教養制度的法制變革。
*行政復議也可作為行政終局裁決的一種，此類行政復議即為不可訴的具體行政行為。文中提到在制定行政終局裁決制度的同時作出行政復議除外規定，將延長勞動教養期限案件的行政復議設定為可訴的具體行政行為，是出于最大限度地保障勞教人員合法權益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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