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號兵 ]——(2006-5-14) / 已閱13840次
對一起受賄案件被告人被當庭無罪釋放的法理評析
--兼談法院審理刑事案件的“疑罪從無”原則
長春鐵路運輸法院 林號兵
[案情]
沈陽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在二00三年七月十日公開開庭審理了長春鐵路運輸檢察院抗訴的段某受賄一案，當庭以證據不足駁回了檢察機關的抗訴，維持了一審對被告人段某的無罪判決。
被告人段某系長春鐵路公安處乘警大隊乘警長，檢察機關指控其在擔任列車乘警長過程中，伙同本班乘警姜某（另案處理）明知劉某、楊某、張某等幾名犯罪分子在自己值乘的列車上盜竊旅客90 000美元而利用職務之便故意包庇，不使其受追訴，并于2000年11月17日晚，在吉林工商銀行招待所810房間向劉廣軍等索要贓款50 000美元。被告人段某和姜某各分得25 000元，折合人民幣206 750元。
檢察機關以被告人段某犯受賄罪向長春鐵路運輸法院提起公訴。經審理，一審法院認定本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宣告被告人段某無罪。
隨后，長春鐵路運輸檢察院向沈陽鐵路運輸中級法院提起抗訴，抗訴稱: （1）9萬美元被盜案客觀存在；被告人段某和同案犯姜某及犯罪嫌疑人劉某、張某從不同的角度證實了被告人段某值乘的列車上曾發生9萬美元盜竊案這一事實。被告人供述和證人證言相互印證，是真實、可信的，9萬美元被盜案是客觀存在的，能夠證實被告人段某受賄贓款來源。雖然該盜竊案件至今未經法院認定和判決，但并不影響被告人段某犯有受賄罪。（2）認定段某受賄犯罪證據確實充分。被告人段某和同案犯姜某多次供述受賄犯罪事實，尤其是段某的第一次供述是在主動要求提審交代問題的情況下形成的，足見其供述的真實性和客觀性。此外，還有招待所住宿證明、外匯牌價等其他證據予以證實，使整個證據體系形成證據鏈條。（3）被告人段某在庭審期間推翻原有供述，又無合理理由，是無理辯解。
沈陽鐵路中級法院經審理認定，被告人段某受賄一案沒有盜竊案的證據，沒有受賄贓款的來源及去向和行賄人證實的證據材料，不能證明原審被告人段某有利用職務之便，貪贓枉法包庇犯罪嫌疑人，收受盜竊犯罪嫌疑人送給的美元，使其不受追訴的受賄犯罪行為。本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段某有罪。二審法院依法駁回公訴機關的抗訴，維持原判。
[評析]
這是一起由沈陽鐵路運輸中院二審終審的以證據不足宣告被告人無罪，當庭釋放的受賄罪抗訴案案例。法院終審判決所依據的是刑訴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的規定，即對一切案件都要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對于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這就是經常所說的“疑罪從無原則”。
本案中，控辯雙方的主張對立的十分明顯。針對本案中美元被盜案件的發生及段某受賄的前因、經過事實及后果，一審法院、二審法院對審核確認的證人證言等所有有罪證據，經過庭審、質證，合議庭評議分析，最后明確得出此案存在的諸多疑點不能得到合理排除，現有證據難以形成內在的有機聯系，不能達到具有排他性和確定被告人有罪的確信結論。也就是證據的質尚未達到客觀性、關聯性、合法性的要求，證據的量不足以使認定者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確信。所以，法院依法以證據不足，宣告被告人段某無罪。這一判決，體現了人民法院重證據不輕信口供，對于疑難案件采取“疑罪從無”原則的法律精神和時代精神。
法院審理此案時，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6條的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充分確實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的精神，認真審查段某的有罪供詞之真偽，認定本案存在的諸多疑問無法排除，是在依法維護法律的尊嚴。退一步講，即使本案被告人段某不翻供，由于未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也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而追究其刑事責任。
“疑罪從無”作為刑事訴訟中的一種推定，被視為確立被告人訴訟地位，保障被告人人權的基石性原則，其法律思想和司法原則被現代文明國家的刑事立法與司法普遍認可。
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中針對“疑罪從無”原則曾明確指出，“在沒有作出有罪判決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稱為罪犯。”“對于任何人，當他的罪行沒有得到證明的時候，根據法律他應當被看作是無罪的人。”
“疑罪從無”（Presumption of innocence）原則的基本要求就是當用以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不足，達不到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定罪標準，既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也不能認定被告人無罪的情況下，應作為對被告人有利的處理。這項原則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刑訴法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就為存疑從無確立了前提；第一百四十條規定了補充偵查次數以二次為限，對于補充偵查的案件，檢察院仍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這就確立了審查起訴階段的存疑從無；第一百六十二條規定了經法庭審理，對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人，應當作出無罪判決，這是“疑罪從無”的明確表達和最終確立。我國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首次通過立法的形式將“疑罪從無”確定下來，從而為在司法實踐中實施“疑罪從無”鋪平了道路。
目前司法部門仍然存在“‘疑罪從無’會放縱壞人”的顧慮，使“疑罪從無”這一法律原則的貫徹遠不能到位。在沒有確鑿證據證明犯罪事實的時候，究竟是“錯放”還是“錯判”，這在法律界曾引起多次爭論。就個人的觀點，從司法公正的角度考慮，寧可錯放也不要錯判。錯放只是把一個有罪者錯誤地放到社會上，而錯判則在錯誤地處罰了一個無罪者的同時，還會放縱了真正的罪犯。所以我認為錯判的危害遠遠大于錯放的危害。放縱犯罪當然不應該，但當沒有足夠定罪的證據時，那只有放縱并且必須放縱。況且這樣做還未必真的就是放縱，因為被指控人事實上到底有沒有罪還是個疑問。即使真的因為證據的原因不得不放縱了一個罪犯，那也只是污染了水流。而當我們基于一種“正義”的沖動，忘記了“疑罪從無”的刑事訴訟原則，導致了一次不公正的審判，那么其后果要比放縱一個個案的罪犯嚴重一千倍，因為這時我們是在污染水源！我們愿意將這種放縱看作是一種代價，一種成本，一種必要的喪失。矯枉過正有時是必要的，畢竟，我們現在正處在實現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歷史進程中。
由于證據不足，涉嫌受賄的段某被法院宣告無罪，這是時代進步的表現。在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指出，人民法院充分發揮司法保障功能，切實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權利，確保無罪的公民不受法律追究，這是我們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工作的一大亮點，也是人民法院司法觀念的進步。“在我國當前，大多數錯案都不是因為適用法律不當，而是因為認定的事實有誤，這些都與證據有關。” 證據是司法公正的關鍵。從某種意義上講，司法人員輕視證據是一個國家法制不健全的表現之一。“疑罪從無”的原則還反映了人們不同的司法公正觀念，是一個價值取向的問題，就是首先要保護個人的權利還是社會的整體利益。我們的傳統是為了社會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立法公正主要追求的是整體公正，即法律的普遍公正；司法公正主要追求的是個體公正，即法律個案的公正。司法活動圍繞具體個案進行，因此，我們追求司法公正必須從一個個具體案例做起。
段某雖然被當庭釋放，但此案并非完全了結，本案的9萬美元盜竊案及收受賄賂的事實或許是客觀存在的，法院的一紙判決是從程序上而非實體上作出的。因此，此案的落腳點是“不得確定為有罪”。因為在“有罪”與“無罪”之間并不是簡單的非此即彼的關系，“不得確定為有罪”未必就意味著“被推定為無罪”。“不得確定為有罪”解決的只是暫時不再被稱為“罪犯”或“犯罪分子”的問題，但這也并不一定就不再被稱為“犯罪嫌疑人”，不是說就是無罪了(不管事實上無罪還是法律上存疑無罪)，也就是說還處于“罪與非罪真偽不明”的狀態，這就是與真正“無罪”狀態最核心的差別。也是我國刑訴法第12條規定的落腳點。此案如果司法機關發現新的證據，能夠證明被告人段某有犯罪行為，仍然可以隨時繼續追究其刑事責任。所以本案遠并未就此結案，這是國家法制的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