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貝馬斯著 ]——(2001-7-12) / 已閱45430次
立法；應該使用哪一種語言，已不再是他們自己可以決定的事情。自
我立法的民主觀念必須在法律自身的媒介中獲得其有效性。
公民依據話語原則來判定所制定的法律是否正當，他們這樣做的
前提是交往。但是，如果這些前提本身想象政治公民權那樣獲得制度
化，就必須具有可以使用的法律符碼（Rechtscode）。而要確立這種
法律符碼，就必須明確法人的身份，法人作為主體權利的承擔者，屬
于自愿聯合起來的法律團體，在必要時會有效地聲張其權利。一般而
言，沒有法人的私人自主，便不存在法律。作為一種結果，如果缺少
保障公民私人自主的基本法，便沒有媒介能夠使公民運用公共自主的
條件制度化。
因此，私人自主與公共自主互為前提，無論是人權，還是人民主
權，都不能宣稱自己具有優先性。
這就表達了如下直覺觀念：一方面，公民在私人自主受到平等保
護的基礎上充分獨立，這樣他才能恰當地利用其公共自主；另一方面，
公民只有在恰當地運用其政治自主時，才能有效地控制其私人自主，
并相互達成一致。
法治國家與民主之間的這一內在聯系，一直被迄今為止仍占據主
導地位的法律范式相互之間的沖突所掩蓋。自由主義的法律范式認為，
經濟社會應當用私法（主要是所有權和契約自由）來加以制度化，允
許市場機制自主運行。這一“私法社會”
（Privatrechtsgesellschaft）立足于法律主體的自主之上；作為市
場的參與者，這些法律主體或多或少合理地追逐其人生目標。與這種
社會模式相對應的是下述規范期望，即社會公正能夠通過保障公民的
消極法律地位，也就是說，只能通過確定個體的自由空間而得以實現。
對這一立場的充分批判，產生了社會福利國家制度。反對意見是很明
確的：如果擁有和獲得自由的能力要為社會公正提供保障，那么，就
必須存在法律能力的平等。然而事實上，在經濟權利，資產和社會生
活條件方面日益增長的不平等，正在不斷地摧毀著那些提供平等機會
以使人們有效地利用平等分配的法律權利的前提條件。如果法律平等
的規范內涵不至于徹底轉化為其對立面，那么，一方面，現有的司法
規范在內容上就必須很明確；另一方面，必須引入社會基本權利，以
確保公正地分配社會財富，有效地防范社會危機。
當然，法律的這種具體化（Materialisierung），同時又產生了
意想不到的社會福利國家溫情主義（sozialstaatlicher
Paternalismus）的副作用。很明顯，補救實際生活條件和權利地位
差別的努力，不應該導致這樣的“標準化”干預，即假定的受益者在
他的自主生活空間里反過來又受到了限制。法律自由和事實自由之間
的辨證關系不斷發展，這就說明，這兩種法律范式同等地訴諸于工業
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生產主義（Produktivismus）世界觀。資本主義
經濟社會必須這樣來運作，即社會公正的期望能夠通過保證每個人自
主追求自己的好生活觀念而獲得滿足。兩種法律范式之間的唯一沖突
在于：私人自主能否直接由自由權利來加以保障；或相反，私人自主
的形成是否必須通過提供勞動來加以保障。而在這兩種情況下，私人
自主與公共自主的內在聯系都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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