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孫皓 ]——(2006-1-16) / 已閱14803次
魯瑞庚訴東港市公安局懸賞廣告糾紛案之分析
一. 基本案情
1999年12月12日，東港市大東管理區永安街發生了一起特大持槍殺人案。為盡快破案，東港市公安局在被害人家屬同意后，于1999年12月13日通過東港市電視臺發布了懸賞通告，其主要內容是：一、凡是提供線索直接破案的，被害人家屬獎勵人民幣50萬元人民幣；二、凡是提供線索公安機關通過偵察破獲此案的，公安機關給予重獎；三、凡是提供有關槍支線索偵破此案的，公安機關給予重獎；四、凡是能提供線索破案的，即使與犯罪團伙有牽連也可以從輕或免予刑事責任；五、對提供線索者，公安機關一律嚴格保密。被害人家屬已于1999年12月13日將用于獎勵線索舉報人的50萬元人民幣交給了東港市公安局。
原告魯瑞庚看到這條懸賞通告后，于1999年12月19日向東港市公安局提供了一條線索。東港市公安局根據魯瑞庚提供的線索，排查了大量的犯罪嫌疑人，并經過大量的調查取證，在1999年12月25日得出結論，認定該線索確與“12•12”特大持槍殺人案有關，并決定按照懸賞通告的第二條獎勵魯瑞庚10萬元人民幣。魯瑞庚在領取獎勵時出具了收條。此后，公安機關經過一系列的偵察工作，于1999年12月26日零時采取行動，抓獲了宋杰、黃河等犯罪嫌疑人。2000年1月4日，犯罪嫌疑人曲有健在圖門市投案自首。隨后，另一名犯罪嫌疑人馬松也在圖門市被抓捕歸案。
事后，原告向被告索要五十萬元的懸賞報酬，但被告認為偵破“12•12”特大持槍殺人案的線索及證據，并不完全是原告提供的。原告對于被害人家屬50萬元人民幣的獎勵和公安局的破案獎勵，兩者只能得其一。由于被告已按通告的第二條獎勵原告10萬元人民幣，原告就不應再要求獲得被害人家屬50萬元人民幣的獎勵。于是原告魯瑞庚向丹東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被告東港市公安局按懸賞通告履行自己的義務，給付原告被害人家屬獎勵的五十萬元人民幣，同時賠償精神損失費五萬元。丹東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本案。
二. 訴訟爭點
第一審法院丹東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懸賞通告中的第一條和第二條是區別破案線索的不同情況，對提供線索人給予不同數額報酬的聲明，兩者不能兼得。原告魯瑞庚確實向東港市公安局提供了該案的重要線索，公安機關根據其提供的線索，經過偵察破獲了此案。魯瑞庚所提供的線索，符合懸賞通告中第二條的情形，故魯瑞庚應按懸賞通告的第二條取得懸賞報酬。被告在抓捕前已經向原告給付了十萬元人民幣，即已經履行了懸賞通告上約定的義務，原告再要求公安機關按照懸賞通告的第一條另兌現 50萬元人民幣獎勵不能成立。據此，依據《民法通則》第84條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
原告不服，提起上訴。二審法院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本案中東港市公安局通過東港市電視臺發布通告中的部分內容，屬于懸賞廣告。通告雖然是以東港市公安局的名義發布的，但由于懸賞給付的報酬，是由被害人家屬提供的，通告中的懸賞行為，實際上是受被害人家屬委托的行為。魯瑞庚按懸賞通告的要求，向東港市公安局提供了其知道的重要線索，致使公安機關根據該線索及時破獲了“12•12”特大持槍殺人案，即完成了懸賞通告所指定的行為。據此，魯瑞庚就獲得了取得被害人家屬支付懸賞報酬的權利。但懸賞廣告是按照舉報的具體效果，規定以不同的方式給予數額不同的獎勵的，并未表示同一舉報可以同時兼得其他獎勵，因此原告不能獲得重復獎勵。另外，被告并未向社會公開原告的舉報情況，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不予支持。二審法院依據《民法通則》第106條第1款及《民事訴訟法》第153條第1款的規定，撤銷了丹東中原的一審判決，判令被告給付原告剩余四十萬元，同時駁回了原告的其它訴訟請求。
三. 分析
本案涉及到了懸賞廣告問題，由于現行的民事法律對于懸賞廣告并沒有明確的規定，因此在司法實踐中容易引起爭議。懸賞廣告，即廣告人以廣告的方式發布聲明，承諾對任何按照聲明的條件完成指定事項的人給予約定的報酬。現行法律雖未明確對懸賞廣告做出規定，但仍可根據《合同法》的相關制度得出其性質為合同的結論。依據《合同法》第15條第2款：“商業廣告的內容符合要約規定的，視為要約。”，由于懸賞廣告符合要約的構成要件，完全可以類推出廣告人發出懸賞廣告實際上是一種要約。任何人按照廣告公布的條件，完成了廣告所指定的行為，即對廣告人享有報酬請求權。發出懸賞廣告的人，則應該按照所發布廣告的約定，向完成廣告指定行為的人支付承諾的報酬。當事人完成廣告制定的行為同時也是一種承諾，依據《合同法》第22條：“承諾應當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據交易習慣或者要約表明可以通過行為作出承諾的除外。”，可見，懸賞廣告中的承諾是一種較特殊的方式。《合同法》第13條規定：當事人訂立合同，采取要約、承諾方式。據此，懸賞廣告也是合同的一種。本案實際上就是合同之債引起的糾紛，魯瑞庚作為債權人依據合同，即懸賞廣告要求債務履行人履行合同的規定為給付之行為。對于這一點，二審法院予以明確的認可，一審法院遂對之采取回避態度，但從其判決上看，對本案為合同之債問題也是認可的。
本案的焦點并不在于對這條懸賞通告性質的確認，兩審法院所適用的法律條款也并無不當之處，而關鍵是在懸賞廣告中一二兩條款的關系問題。一審法院認為諸項條款從內容上是相互排斥的，即他們規定了線索的不同給予方式以及不同的作用 相對應的獎勵方式。而二審法院則認為由于沒有約定，對重復獎勵是不能支持的。筆者對于兩審法院的觀點不敢茍同，我認為懸賞廣告中的第一項條款與其他各項條款是互不相關的，彼此獨立的，且廣告中的內容十分明確，根本不需其它約定。二審法院認為本案中存在授權委托關系，我只能部分贊同，該關系只存在于懸賞廣告中的第一項，“凡是提供線索直接破案的，被害人家屬獎勵人民幣50萬元人民幣”。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給付獎勵的是被害人家屬，而非被告東港市公安局。因此，被害人家屬是該合同之債的債務人，公安局只是接受了債務人的委托。而懸賞廣告中的其它條款均明確表述在其所述范圍內的線索獎勵的給付這位公安機關，如第2條“凡是提供線索公安機關通過偵察破獲此案的，公安機關給予重獎”。可見，這些條款所體現的合同關系是公安機關與線索提供人之間的。東港市公安局在實施抓捕行動前向魯瑞庚給付十萬元人民幣的行為，既履行了懸賞廣告中第二項條款規定的義務。綜上所述，該懸賞廣告中實際上反映了兩項合同之債，一項是屬于受害人家屬與線索提供人的，而另一項是屬于線索提供人與東港市公安局之間的，兩者之間并不排斥。在本案中，魯瑞庚向被告東港市公安局提供了唯一、直接、真實、可靠的線索，且后者通過該線索經偵查破獲了該案，既符合了懸賞廣告中被害人家屬給予獎勵的條件，又符合了公安機關給予獎勵的條件，確切講是懸賞官告中的第2條。根據懸賞廣告的約定，魯瑞庚應被被害人家屬給付五十萬元人民幣，同時接受東港市公安局的十萬元給付，即獲得雙重獎勵。由于被害人家屬將該事項委托給了公安機關，且五十萬元人民幣在公安機關的管理之下，本著誠實信用原則，公安機關應將這五十萬元交予魯瑞庚。
對于精神損害賠償的問題，我贊成一二審法院的結論，即不能支持原告要求給予精神損害賠償的訴求。但對二審法院的分析卻不能認同，我認為不予精神損害賠償是因為難以在《民法通則》及相關的司法解釋中找到支持該項訴求的依據。然而，被告不履行義務的行為與原告因提供線索的事實被公開而承擔了巨大壓力的事實，有著直接的因果聯系，應對此承擔過錯責任。如果原告以被告違反懸賞廣告中的第五條規定為由，要求被告依此承擔違約責任，法院應予以支持。
四. 結論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本案的兩審判決都存在著偏差，原告因提供線索的行為，按照懸賞廣告的約定，依據《民法通則》的相關條款即誠實信用原則，應獲得被害人家屬與東港市公安局總共六十萬元的獎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