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薇 ]——(2005-3-31) / 已閱36265次
新聞侵權可以分為：
（一）.對名譽權的侵害
侵害名譽權是最常見的新聞侵權行為，至今為止的新聞官司，絕大多數是侵害名譽權案件。什么是名譽權呢？對于當事人來說，名譽可以理解為一種利益："基于客觀公正的一般性社會評價，當事人可以獲得于此相適應的社會尊重與信任;f非客觀的評價可能導致當事人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信任，并使其在財產和精神方面受到損害。"作為社會對一個人的評價，名譽權具有社會性，客觀性，特定性的特點，這種評價對具體的自然人或者法人來說，具有精神享受和經濟利益享受的意義。名譽權是自然人或者法人對其名譽所享有的一項法律上規定的權利。《民法通則》第101條規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以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權。”名譽權包括兩方面的內容：權利人有權維護它名譽，要求他人對其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權利人有權排斥他人對其名譽的侵害。
誹謗是新聞侵害名譽權最主要的一種情形。所謂誹謗，是指故意捏造事實并散布于眾，造成他人名譽的下降。在新聞侵權法上的誹謗指的是新聞誹謗，它的構成要件包括：有捏造或歪曲的事實；新聞媒介上的公開傳播；對他人名譽造成其害，使其社會評價降低三方面。
侵害名譽權的另一種主要方式是侮辱。所謂侮辱，是指以言詞，文字，圖畫，動作或者暴力等方式，公然貶低他人的人格，損害他人名譽的行為。一般而言，構成權侵權的侮辱需具備以下條件：首先，侮辱行為給受害人的名譽造成了損害。其次，侮辱是故意而為之的。
（二）對隱私權的侵害
除了對名譽權的侵害，另外一個新聞侵權的主要類型，就是我們近來才開始密切關注的隱私權。
在現代社會，人們往往對社會各方面的情況存在著強烈的"知"的欲望，而個人生活變極易并且理所當然的成為了新聞傳播的對象。對了確定新聞傳播個人隱私是否構成侵害隱私權，我們先來看看有關隱私，隱私權的基本概念。
“隱”，不顯現出來，不想向外界公開叫做“隱”；“私”，相對于“公”，個人的。可見，因私事與公共利益無關的，當事人不愿他人知道或者他人部應知道的個人信息，個人事務，以及當事人不愿他人進入或者他人不應進入的個人領域。而隱私權則可描述為“自然人享有的對其個人的，與公共利益無關的個人信息，私人活動和私有領域進行支配的一種人格權”。
新聞傳播對隱私權的侵害，主要發生在新聞采訪和新聞報道兩個過程中。
新聞采訪中可能出現的侵害隱私權的情況主要有：1.竊聽他人談話，竊取個人資料。為了獲得豐富的新聞材料，在被采訪人拒絕采訪或者記者認為公開采訪難以獲得準確消息時，有的記者可能會采取竊聽的方式來取得材料，竊聽被采訪人的談話。在實際生活中，還會有記者為了獲得一些重要的個人資料，不惜竊取（如偷竊個人材料，偷拍有關的資料等），這種行為是違法的；2.隱瞞記者身份進行采訪。暗訪往往能得到真實準確的消息，但是很明顯可能會涉及隱私權的問題；3.強行采訪。一再對被采訪人進行糾纏，或者強行闖入被采訪人的私人領域（如居所）進行采訪。闖入是侵犯隱私權的最典型行為，如果情節嚴重，還可能會構成犯罪。因此，記者在進入他人居住范圍內進行采訪時，一定要先取得他人許可；4.監視。對他人進行監視，其實是在公共場合，如果對被采訪人的跟蹤，監視是被采訪人感到難看或者受到騷擾，也會構成侵權的。值得一提的是，既是記者通過這些途徑得到的消息未被使用，侵害隱私權的行為依然成立，不一這些消息是否公開或者使用為條件。
新聞報道是新聞傳播的最重要環節，它將采訪到的新聞公之于眾。那么，一個記者采訪到的新聞，是否都可以不加任何限制的進行報道呢？在大多數情況下，一個新聞記者采訪到的新聞，都可以公開的報道出來，特別是有關公眾人物的新聞和對事件非特定人物采訪所獲得的新聞，更可以自由的刊登出來，即如果采訪到的新聞是符合公眾利益和公眾興趣的，原則上可以報道出來。但是，還要注意一些事項：1.被采訪者聲明保留的除外。"受采訪者在特定條件下默許或者容忍新聞記者知曉其隱私，但是并不等于同意傳播其隱私。從公平正義的角度來考察 ，受采訪者不用以報道的聲明具有更高的價值。"如果被采訪者做出了可以或者不可以對一定內容進行報道的表示，當然要遵從其意見，如果被采訪者沒有做出明示，那么，在對可能涉及隱私的內容進行報道前，影響被采訪者征求意見，以得到明確的意思表示。有是由于客觀條件限制，無法得到其意思表示，就應主動刪除涉及隱私的內容，避免可能的糾紛；2.來源的合法性。這點在剛剛已經進行了論述，對于來源不合法的，在采訪時就已構成侵權的材料，不能進行報道；3.對第三人的隱私權的保護。記者在新聞采訪中可能得到的關于第三人的隱私材料，如果要發表，就必須要得到第三人的明確同意，否則就構成對第三人隱私權的侵害。
（三）對其它權利的侵害
對名譽權和對隱私權的侵害是新聞侵權最主要的兩種方式，除此之外，對公民的姓名權(法人，個體工商戶，個體和或享有的名稱權)，以及對公民肖像權，聲音權以及等等也是新聞侵權的類型。
姓名權（名稱權）是公民，法人以及其它有權擁有名稱權利的社會組織決定，使用和依法改變自己姓名的權利。民法中侵害姓名權表現為未經本人同意擅自干涉，盜用，冒用或者更換字畫等狀況。現實生活中新聞報道產生侵權行為有可能出現涉及別人姓名的現象，這就可能構成對姓名權的侵害。如未經公民同意在新聞傳播中使用公民姓名；將公民姓名寫錯，讀錯；未按照公民制定的姓名進行使用；在新聞傳播中誤用其他公民姓名；在新聞傳播中冒用公民姓名等。
肖像權是公民對自己的肖像所享有的專有權利《民法通則》第100條規定：“公民享有肖像權，未經本人同意，不得以盈利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由此可見，在新聞報道中采用人物的肖像作為插圖或者圖片報道，一般不會涉及肖像權的問題。未經本人同意擅自公開他人肖像則侵害的是隱私權；而且其人肖像置于不適當場所可能侵害其名譽權。⑤
我國的新聞輿論監督總體上還屬于探索與起步階段。因此，首先需要整個社會對輿論監督持寬容和保護的態度。新聞媒介在進行輿論監督中有其局限性和困難，新聞活動特別講究時效性，快中有錯是難免的。新聞采訪不同于司法機關、行政機關的職權調查，它是建立在被采訪者自愿的基礎上的，不能有半點強制性，收集材料的難度要大得多。因此，要求輿論監督沒有任何出入，不出任何差錯是過于苛刻的。
其次，司法機關在介入新聞糾紛時，需要認真考慮平衡公民名譽權和媒介監督權的關系。西方有人認為，“誹謗法是力求維護保護個人名譽和言論自由這兩者之間的平衡的。”⑥英國的格林伍德和維爾希在《英國新聞界與法律》一文中寫道：“揭露壞事符合公共利益，而個人有權使自己的名譽不受惡意和莫須有的攻擊，法律就應該力爭使二者保持平衡。誹謗法就是用來維持這種平衡的。”⑦
再次，要將評論和報道加以區別。因為新聞報道主要是用事實說話，而評論更多的是評論者主觀意見和觀點的表述。評論發生侵權問題，主要在于評論不恰當地貶低了他人；如果評論僅僅限于評論某一事物而并不涉及他人的人格和社會評價，即或在評論中闡述的觀點和意見是不正確的或者至少是有爭議的，也不得輕易指認評論侵權。因此在認定評論侵權時要把“對事” 還是“對人”嚴格區分開來。對于不正確的評論，主要是通過不同意見的爭辯來校正，而不是訴諸法律。尤其是對于因錯誤的報道事實而導致評論失當的情況，在追究責任時則應以原始報道者為第一責任人，據以評論者因客觀上不大可能調查核實，只要不是惡意利用和發揮，就應酌情減輕甚至免除責任。⑧
第四，經當事人同意。當事人同意是新聞侵害名譽權、隱私權的免責條件。當事人同意一般有直接同意和意思同意兩種，直接同意表現為接受采訪、提供材料、主動協助新聞作品的完成等；意思同意是指根據當事人的某些行為推斷其同意，例如，如果某當事人將涉及其個人隱私的日記或信件公之于眾，則等于放棄了其私密性，新聞作品中涉及這一隱私時，不構成侵權。但應注意，當事人僅有權放棄自己特定的隱私，對涉及他人的隱私則無權放棄。如果新聞報道涉及第三人的隱私，就必須征得第三人的同意。
此外，對于“公眾人物”，較一般人而言，其名譽權等人身權利的范圍應更多的限制。這是因為：（1）公共利益。政府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對公共事務具有特別的責任，他們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活動乃至家庭生活，涉及到社會公共利益，必須接受社會的評論和議論。因而其隱私權范圍應受到限制。（2）公眾興趣。指公眾對國家高級公務人員或社會知名人士心理上的關注及由此產生的了解、知情的愿望。對新聞界來說，公眾興趣在很大程度上構成新聞價值。因此，個人或法人一旦成為公眾感興趣的人物即新聞人物，其隱私的范圍也要相應縮小。（3）成為“公眾人物”之后，較之普通人，有更多的機會和條件接觸新聞媒介及用其它溝通方式來為自身辯解或澄清，也就是有更多保護名譽的手段。
當個人行為涉及交通事故、消防、治安以及社會文化生活、衛生保健等公共事務時，也常常被認為與社會公眾利益有關而具有新聞報道的“優先權”。在此情況下，普通公民也會成為“不情愿的公眾人物”（Unwilling public figures ）。如美國的瓊斯夫人的丈夫因車禍身亡，當地一家報紙登了車禍現場的照片，并在文字中援引了她的話：“我恨不得殺了肇事者。”瓊斯夫人因此訴稱她和她丈夫的隱私受到侵害。法庭對她表示了同情，也承認此案涉及隱私權。但又指出，有些時候無論情愿與否，一個人一旦成了公共事件中的角色，就意味著他或她不再處于獨善其身狀態，此時發表這樣的現場照片并對它進行評論不構成侵害隱私權。⑨
四、新聞輿論監督的法治化思考
如前所述，新聞輿論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法律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有關規定確立的。它確定了公民應享有的權利和義務，規定了政府等公共權力的范圍和運行程序。憲法賦予全體公民擁有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權利，而新聞輿論監督是言論自由的表現形式。
我們知道，法治狀態下的新聞輿論監督，必須在憲法和其它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進行。新聞輿論監督權利，不是行政權力的延伸，新聞輿論監督也不是“辦案”。新聞媒介與司法監督、行政監督各有其功能，又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司法、行政監督具有強制性，卻常常追懲于事后；新聞輿論監督雖然不具有強制性，卻有警示、教化于前的功能。二者優勢互補，相輔相成，同是法治狀態下制約監督體系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要實現新聞輿論監督的法治化，新聞媒介和新聞人必須把自由和自律（守法）結合起來。言論自由是新聞輿論監督對權力的要求，而新聞媒介自律，則是權利對義務的承諾。法治對社會關系的調整功能，使監督的主客體雙方處于一種規范化的生存方式中。因此，就新聞輿論監督一方的要求來說，建立一支高素質的新聞從業隊伍，不僅是現代政治文明的標志，更是社會法治化狀態的必然要求。
要實現新聞輿論監督的法治化，還需要以程序化為基礎。合理正當的程序，既是實現公民權利平等的前提，也是政治制度安排的基礎。目前新聞輿論監督制度不完善、監督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行政權力的運作程序等信息不夠公開，這就造成公共權力同監督客體間形成距離和真空，因而造成新聞輿論監督的“盲區”。新聞輿論監督只有在獲得足夠信息的基礎上，公眾才能做出合理的評價，也才能形成輿論，達到監督的目的。因此，按照程序化原則，推進包括立法、執法和行政管理在內的國家政治生活公開化、透明化，進一步擴大公民的參與范圍，這既是政治生活秩序化的基本要求，也是新聞輿論監督的重要使命。
要實現新聞輿論監督的法治化，就必須完備的新聞法體系。新聞法作為一個體系，當然不僅是一個單項法，而是從根本大法憲法到基本法刑法、民法、新聞法，以及其它單項法律法規、司法解釋等內容構成的一個完備的新聞法體系。這個體系賦予新聞媒介以基本權利，也相應規定了新聞媒介應承擔的義務和責任。就我國法制建設的現狀而言，新聞法律的基礎框架已經形成，但存在體系不夠完善、不夠具體的問題，可操作性自然較差。新聞輿論監督需要立法。因而，從我國國情出發，做好這方面的立法工作，對于推進新聞輿論監督，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①楊宣春：《新聞輿論監督的法治化思考》.《新聞戰線》 〔２００３年 第８期〕
②孫旭培主編：《新聞侵權與訴訟》，人民日報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頁。
③見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152頁
④《中國青年報》，2003年1月10日，第8版
⑤楊立新：《記者采訪權和人格權的法律保護》
⑥《各國新聞出版法選輯》，人民日報出版社1984年版，第220頁。
⑦《各國新聞出版法選輯》，人民日報出版社1984年版，第221頁。
⑧參見魏永征：《被告席上的記者》，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2—63頁；
孫旭培主編：《新聞侵權與訴訟》，人民日報出版社1994年版，第9—11頁。
⑨Nelson：Law of Mass Communications，P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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