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慶慶 ]——(2004-7-14) / 已閱36392次
從成本上看，通道一旦形成，經濟主體對通道的使用所產生的支出（一般表現為折舊或維修保養成本）隨流通量的增加而降低——即邊際成本是趨下的。同時，通道的建立常伴隨著大規模的投資，因此通道比較具有自然壟斷的特點。通道的建設常常具有宏觀性，常伴隨政府的干預或指導，即使在經濟發達或較發達地區由微觀經濟主體參與并完成。而經濟主體對結點使用所發生的支出則很大程度上與流通量有關系，對該類設施采取競爭性私人經營更具效率。節點的建立決策可以由微觀經濟主體完成。這表現了國家經營和與私人經營。
現實也顯示了這一點：鐵路運輸有“網運分離”的趨勢，電力系統已經實現“電網分離”；民航、航運也已經實現這種分離經營（港口碼頭與輪船，飛機場與飛機），城市中的公共交通領域有私人的參與，通信的某些領域也出現了私人競爭。所以，把某些物品絕對定義為“公共物品”是不科學的。即便是市容、公共衛生和清理和維護河道這樣的普遍被認為是公共物品的公用事業其實也只在一定范圍內具有公共物品的特點。
如果對某種產品或服務有效地實現向消費者分別收費，就可以借用市場的力量提供。我們可以對現有的制度安排做某些拓展，對有些不能向個人直接收費的物品采用某種間接收費方式。一個例子是，盡管廣播傳送的電波無法有效排除他人的使用，但廣播電臺通過與廠商簽訂廣告合約，占用節目時間大打廣告，聽眾收聽廣告，廠商為其向廣播臺支付費用，即廣告費。另一個是停車場的例子，環繞一個停車場的商店的所有者可以讓消費者免費停車，而將相應的成本加在周邊商店的商品價格中。這種做法的核心，是將交易費用較高的產品或服務的成本，加在交易費用較低的產品或服務的價格中。類似地，市政府可以將一段河道交由房地產開發商清理和維護，因為只要該開發商擁有沿河土地，河道的清潔就會提高沿河土地的價值。
從世界歷史上看，公共物品也不一定全要由政府提供。
中英美三國近代以來實行的都是政府郵政專營，但是這種郵政壟斷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國家郵政服務的成本特性在這三個國家都不是形成政府壟斷的經濟技術基礎。事實上，是法令和政府的強力執法行動，才保證了并不具有成本競爭優勢的國家郵政在市場競爭中勝出。以為郵政一定具有自然壟斷性質，這可能是非常武斷的見解。更一般地說，世界上就有一些自然壟斷的起源不自然。
以前，日本的國家鐵道部壟斷整個國家的鐵路交通，卻造成了巨大虧損，1986年，日本政府就把它改造為日本鐵道株式會社，把它民營化了，從而扭轉了虧損局面。日本的電力行業現有十大電力公司，壟斷了整個日本的電力生產銷售，但它們不是國家壟斷，而是民營企業經過競爭，剩下幾家最有實力的企業，形成一個自然壟斷。 日本的許多其他行業也是這樣的情形。這些不但說明了國有企業的X無效率，也說明了公共物品不一定要由政府壟斷經營來提供。我國現在也正在大力探索公用事業民營化的發展模式。
從以上幾個方面可以看出，單純以自然壟斷的規模經濟和成本優勢特點為理由，設置嚴格的市場準入，進行政府管制，限制市場的進入和退出是不適當的。
第二節 公共利益理論與市場準入
在現代，企業已經高度發展起來，其規模和活動范圍不斷擴張，內部和外部關系也相當復雜。政府一直以公眾利益的代表和維護者的角色行使其權力，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包括經濟秩序、安全和其他秩序，對企業進行社會性管理。在市場準入的管制方面政府也以幾個理論作為自己權力來源的依據，但同樣受到質疑。
一、保護公共利益與追求局部利益
公共利益理論認為，公用企業產品為社會公眾日常生活必需品，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同時又是社會公用的基礎設施，是其他社會產品生產的前提和基礎。在一定程度上，公用企業可謂社會經濟生活的神經中樞，非一般競爭性企業，由誰經營，事關國計民生、國家的主權與安全。因而，嚴格限制自由的進入和競爭，由國家實行壟斷經營，防止公用企業被不當利用，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和國家安全。
然而實行嚴格的市場準入，國家壟斷經營，真的必然能夠維護公共利益嗎？
先看兩個例子，2004年3月，四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人為把大量氨氮超標幾十倍的工業廢水，排進了沱江，造成下游內江、簡陽等地，上百萬人前后近二十天無水可喝。有關部門統計，沿江死魚約50萬公斤，各種經濟損失3億元。而生態損失至少需要五年才能夠恢復。沱江污染事件中的四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典型的國有企業，而正是這家國有企業接連造成沱江的嚴重污染事故，給當地人民的生產生活和當地經濟造成惡劣的損害，另一家企業河南的蓮花味精廠也長期超標排污，嚴重污染了淮河水域，阻礙了淮河治理工程。
兩個案例中，國有企業的效益直接關系的是企業本身、當地政府的利益，超標排污避免了污水處理的成本，可以直接提高企業的效益，排污給企業外部和其他地方的損害不容易直接量化并抵消該企業和地方的經濟效益，超標排污是有利可圖的。這些充分說明，國有企業本身不必然是公共利益至上和維護公共安全的，而往往代表一定范圍內主體利益。
1971年，斯蒂格勒提出，管制是為了保護生產者利益，管制有利于生產者，因為政府采取的管制政策往往傾向于提高行業利潤。國家壟斷的經營者已經不是社會福祉的創造者，而且是一個以國家意志和行政權力作掩護的更容易掠奪消費者的狹隘的經濟人。公用企業給人的印象完全是高價低質的產品和服務的提供者，對社會利益造成了極大的損害。
除了追求局部利益的需要，政府實行市場準入，壟斷經營，俘虜理論認為，立法者或者管制機構被被管制行業所俘虜，管制政策有利于被管制行業。立法者所通過的法案是響應某行業的需求而制定的，旨在保護該行業生產者的利益。交易費用經濟學和信息經濟學解釋了管制機構會被被管制行業所俘虜的原因，即由于交易費用和信息不對稱等問題的存在，導致被管制企業可以通過向管制機構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虛假信息而使管制機構制定有利于自己的管制政策，從而導致管制機構被被管制行業俘獲。
這里說明一個問題，如果管制機構真的被被管制行業所俘獲，為何政府管制受到了被管制行業的反對。斯蒂格勒指出，管制是響應利益集團最大化其收益的需要而產生的，一個利益集團可以通過說服政府實施有利于自己的管制政策而把社會上其他成員的福利轉移到自己的利益集團中來。管制目標其實是各個利益集團相互之間的力量斗爭的結果。管制立法過程本身就是不同利益集團相互較量的過程，管制執行機構的產生、成員的任命及其組成等方面都可以為各個利益集團所影響。管制機構從其產生之始就已經代表了某些利益集團的利益。
事實證明，國家壟斷經營不一定就能維護國家安全，私人經營也不一定無效。美國9•11事件充分表現了政府保障的不利，但形勢十分復雜的以色列機場是由私人公司負責保安的，也可以運作良好。
經營者的唯一和最終目的是利潤，而不是反政府和社會，在一個政權穩定并有良好監督機制的社會中，無論是民營還是外資經營公用企業都不會危及社會公共安全和利益。許多國家的實踐表明，在公用企業中引入競爭機制，適當開放市場，消費者反而能得到質優價廉和安全穩定的產品和服務。因為競爭企業基于其自身利益將比壟斷企業更加關心消費者利益。
但是，適當的市場準入制度仍然是有必要的。企業不但具有經濟屬性，還具有社會屬性，這在今天表現得尤為明顯。某些產品或服務涉及到國家安全和國防利益，如核工業、軍火及爆炸品劇毒工業、電信郵政業的某些高保密事項等，即便在市場化改革中，對其中的某些領域，仍要有嚴格的市場準入。文教、衛生、娛樂、傳媒等這些對社會有益的行業承載著精神文明建設的價值，其所提供的服務和產品一定程度上與意識形態有關，過去這些行業都是事業單位，現在通過改革不斷市場化，逐漸允許民間資本進入，需要建立合理的市場準入條件。
一般行業也需要市場準入制度，因為市場風險可能來自市場主體的違法或不當行為，可能來自宏觀結構和機制的缺陷和失衡。市場主體既是微觀市場行為的主動者，也是宏觀經濟運行的最終載體，它的合法與適當是市場行為合法與適當、經濟發展與平衡的基礎。市場準入制度約束和規范市場主體進入市場的資格。
二、市場信息不對稱與不完全信息的普遍存在
信息不對稱理論(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ory)是英國劍橋大學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leees)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威廉•維克瑞(William Vickery)在信息經濟學中提出的重要理論，是信息經濟學的核心。該理論認為，在日常經濟活動中，由于某些市場主體擁有另一些市場主體不了解的信息，由此造成不對稱信息下交易關系和契約安排。西方信息經濟學就是主要研究在非對稱信息情況下，當事人之間如何制定合同契約及對當事人行為的規范問題，故信息不對稱理論又稱契約理論或機制設計理論。
從不對稱發生的時間看，信息不對稱性可能發生在當事人簽約之前，也可能發生在簽約之后，分別稱為事前不對稱和事后不對稱；從不對稱信息的內容看，不對稱信息可能是指某些參與人的行動，也可能是指某些參與人的知識和信息，分別稱為隱藏行動和隱藏信息。
信息經濟學所討論的信息即指這種影響雙方利益的信息，而不是講各種可能的信息。事前發生的信息不對稱會引起逆向選擇問題，而事后發生的信息不對稱會引起道德風險問題。當產品的賣方對產品質量比買方有更多的信息時，低質量產品將會驅逐高質量商品，從而使市場上的產品質量持續下降。不對稱信息對交易雙方都不利，擁有信息的一方有欺騙的傾向，不掌握信息的相對方持懷疑態度，延緩或阻礙交易。
與此相反，經濟學古典理論認為，市場競爭機制達到資源的優化配置，其一條重要的基本假設就是“經濟人”擁有完全信息，即買賣雙方對所交易的商品和服務都有完全的了解，雙方掌握的信息完全相等。這樣，任何商品和服務的質量都很容易判別，都可以凝結到價格上，并通過價格得以反映。實際上人們早就知道，現實生活中由于商品和服務日益復雜(特別是金融、證券、保險等)，消費方要了解商品、服務乃至企業的投資狀況、財務狀況相當困難，市場主體不可能占有完全的市場信息，不僅個體搜集、吸收和處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信息的傳遞是不順暢和不完全的，人的判斷有誤差，這一切都是經濟運行分析的前提。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價格機制不能有效和普遍地實現帕累托效率，市場不是完全有效率的。
經濟學家為如何解決信息不對稱提出了許多理論和模型。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阿克爾羅夫曾經特別認真地指出，并不能由信息不對稱的理論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政府干預是解決不對稱信息問題的必然手段，克服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辦法是建立起激勵機制和信號傳遞機制，缺乏信息的一方要改變自己在交易種的信息劣勢，采取一定的措施獲取對方的隱藏信息，這種活動稱為篩選(screening)；同樣掌握信息并擁有優質產品的一方也極力把信息盡可能展露出來，使優質產品不被劣質產品混淆，贏得市場，這種活動稱為發信號(signalling)。篩選和發信號雖然采取行動的主體不同，但實質是一樣的，即暴露隱藏信息，消除或減緩信息的不對稱性。同時，解決“次品難題”可以有的更好的辦法，如即保修和信譽機制 ，這兩者都不需要政府的干預。
而當年的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卻有相反的看法，他在獲獎后哥倫比亞大學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市場經濟的特征是高度的非理性和不完整性。舊的模型假定信息是完美和理想的，但即使很小程度的信息不完整也能夠導致很大的經濟后果，用通俗的話說就是‘一些人知道的比另一些人多’”，市場的這種不完善需要政府干預。
與企業設立相關聯的市場失靈，是以信息不對稱為根源的，由于企業（尤其是有限責任的企業）設立時的資產與人員的準備都直接影響著成立后的企業與相關市場主體交易的效率與安全，企業設立法制所規制的重要信息公開制度正是為相關市場主體獲取信息創造條件，以克服信息不對稱極其引發的市場失靈。
知識上的發現可能并不能改變人們的政策取向，因為，政策往往是情感的產物，而不是理性算計的結果。即使是經濟學家也不例外。
實際上，從信息不對稱得出市場需要政府干預的結論是不充分的。
首先，每個經濟活動主體都知道，在現實世界中，信息從來就是不對稱的、不完備的，市場本來就是不完善的，而經濟學古典理論卻假設信息是對稱的，完全的或暫時不考慮信息的不對稱、不完全，以此為基礎作分析，后來發現或想起了信息的不完全，不但沒有放棄這樣的理論前提，卻試圖借助政府的力量讓市場符合完全信息市場的假設，這在邏輯上本身是荒謬的。
其次，市場準入制度雖然造就了一個企業信息的平臺，并希望通過審批和登記程序來保障這些信息的準確和真實性，但是這不是完全可行的。
假如消費者和廠商之間的信息是不對稱的，那如何又能保證廠商和政府之間的信息是對稱的呢。欲進入市場的主體存在機會主義心態，欺騙審查、登記機構，某些企業有效地操縱政府管制排斥競爭者、獲得壟斷地位，而政府官僚卻還以為自己在維護公正秩序，政府被企業俘獲正是信息不對稱的結果。最近的一個例子是2003年11月，曾經被北京市政府評為“放心中介”的房屋中介的工作人員竟集體挾款逃跑，就是這樣一個企業采取各種非常手段取得登記并獲得“榮譽”。
另外，在政治市場中，政治家和官僚之間的信息也時不對稱的，立法者建立了一種市場準入制度力求保障市場秩序，但是執法者能夠采取手段隱瞞執法情況，不執行或扭曲執行這種制度，下級政府部門對上級政府部門、下屬對領導隱瞞情況或欺騙，使政府決策不能充分按照市場準入制度對進入市場的主體有效把關，在我國人們把這種現象形象概括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最近的江蘇常州鐵本鋼鐵公司違規上馬鋼鐵建設項目 ，體現了政府管制中存在的許多問題，其中一個就是上級政府和領導相對于下級政府和下屬在信息上的劣勢。要克服這種狀況，難道在政府之上再搞一個彌補政治信息不對稱的超級政府嗎？
而且，體現政府干預市場的公共機構并不能絕對可靠得履行審查職責，這是因為如果一味地強調公共機構的嚴格審查，就會導致團體理性對個人理性的否定，產生與市場主體經濟能力不適的低效率現象，特別是市場主體對其管理交易主體（政府）的不合作現象。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張維迎教授認為，管制和信譽是解決非對稱信息的兩個基本機制，二者有互補性，也有替代性。如果企業不講信譽，管制能起的作用就非常有限；進一步，管制越多，企業可能越不講信譽。
面對著不可避免、無法根除的信息的不對稱和不完備，盡管任何一種制度都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但市場的無形之手是比政府的有形之手更靈活，更能有效地解決問題，應該放開市場，建立適當的市場準入制度，讓市場充分競爭。
三、外部性與管制手段的綜合性
外部性（Externality）是指一個廠商的經濟活動附帶的對其他廠商、消費者和社會整體造成有害或有利的影響，但該廠商并不承擔相應的成本或獲得相應的報酬。“當生產或消費對其他人產生附帶的成本或效益時，外部性或外部效應就發生了，就是說，成本或效益被施加于他人身上，然而施加這種影響的人卻沒有為此付出代價或為此獲得報酬。更為確切地說，外部效應是一個經濟主體的行為對另一個經濟主體的福利所產生的效果，而這種效果并沒有從貨幣或市場交易中反映出來”。
外部性包括外部經濟和外部不經濟。外部經濟是指人們的經濟行為有一部分利益不能歸自己享用，對他人產生正效應，而沒有獲得報酬。外部不經濟是指人們的經濟行為中有部分成本不必自行負擔，廠商的行為對社會有負效應，而沒有承擔由此產生的成本。
外部性會導致邊際私人成本與邊際社會成本、邊際私人收益與邊際社會收益的差異。由于外部性導致私人成本（收益）與社會成本（收益）的差異，因此，在存在外在性的情況下，市場機制會一定程度上失靈，資源配置不能達到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um），社會福利不能達到最大。
政府矯正外部性的常見做法有兩種，一是管制，通過命令與控制政策直接控制外部性，二是以市場為基礎的政策，也就是給企業和個人某種激勵，如稅收和補貼，使他們自己解決外部性問題。
管制指政府行政機關依據有關法律、法規，對微觀經濟主體所采取的一系列控制與監督行為，可以分為經濟管制和社會管制。經濟管制是主要是針對自然壟斷和存在信息偏差的領域，為防止發生資源配置的低效率和使用者的不公平利用，政府用法律權限，通過許可和認可等手段，對企業的進入和退出、價格、服務的數量和質量、投資、財務會計等有關行為加以規制，如對電力、城市供水供氣、公共汽車、地鐵、城市出租車、郵政、電信、廣播電視以及鐵路、航空運輸、銀行、證券、保險等行業的規制，市場準入制度就是此。社會管制主要針對所有可能產生外部不經濟或內部不經濟的企業及事業行為的規制。其規制范圍主要包括消費者保護、產品質量、生命安全保護、環境保護等，用來保護環境以及勞工和消費者的健康和安全。社會性管制并不是針對某一特定的產業行為，任何一個產業內企業的行為如果對社會或個人的健康、安全、環境等造成危害，就要受到政府規制，經濟性管制是政府對某特定產業的縱向制約。一般來說，矯正外部性的政府管制屬于社會管制。
外部不經濟情況下，企業實現內部經濟，而對外造成損害影響和后果，社會對此予以控制和治理的成為往往比企業本身取得利益更大，造成整個社會的“不經濟”。傳統普遍認為煙草行業、高污染排放量的化工、冶煉、造紙等行業是“外部不經濟”的；隨著社會均衡增長和可持續發展意識的增強，以及資源綜合利用技術水平的，發達國家越來越多地把那些對自然或不可再生資源實施低效率開發（如過高的能耗比、產品中過高的木材使用率等）、產品或服務中含有過量的致病致害因素（如農產品中過高的農藥殘存量）的行業或企業視為“外部不經濟”的行業或企業，對此加強政府管理是必要的，對從事這些產品或服務的主體制定了較高的市場準入標準。通過市場準入管制，預先淘汰掉那些不具備相應的高技術能力、治污降污能力的申請人，甚至不允許某些行業的“自由進入”(如煙草行業、某些有可能產生麻醉物質的化工和制藥行業)，正是為了實現全社會總的經濟配置最優化。
外部經濟的情況下，政府也可以通過市場準入，保證市場上主體的壟斷地位或相對壟斷地位，保障其對社會有利的行為獲得回報，確保其利潤，從而促使其進行對社會產生正效應的行為。如中國保證中國電信一定程度的壟斷地位，以發展邊遠地區的通信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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