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呂巖峰 ]——(2000-9-26) / 已閱57689次
各國的國際私法立法盡管各有特色，但它們的調整對象和所要完成的任務畢竟是相同的，可以說，國際性和所要解決的問題的跨國性，是國際私法的基本特征。在國與國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彼此的依賴程度愈益加深的情況下，任何國家都不能“不顧國際間的聯系和國際法上的某些基本原則而僅憑獨立國家的身份專斷地規定國際私法規則”，而“必須衡量一下究竟怎樣做才有利于它的國際交往與合作”。⑾
法律既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客觀規律的要求，尤其是與市場經濟密切相關的法律，更應當首先反映市場經濟規律，而不應一味按主觀意志來制訂，否則，在對現實經濟生活調整的過程中就會遇到障礙。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有關市場經濟的立法不僅十分發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因而愈益為國際社會所普遍接受。國際私法作為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應該注意遵循市場經濟規律來制訂，并應隨著人們對市場經濟規律認識的深化而加以完善。在制訂和完善國際私法的過程中，注意借鑒和吸收發達國家先進的立法經驗顯然是會大有裨益的，它將有助于使我們的國際私法立法成為促進和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運作的有力措施，并與國際社會的普遍實踐保持一致。
同時，既存的和正在形成中的某些國際私法規則和規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際私法所調整的有關具體的涉外民事關系的本質和規律，因而具有科學性。例如，確定合同準據法的“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解決不動產物權關系的“不動產物權依不動產所在地法原則”等等，都是從相應的涉外民事關系的本質特征出發而確定的法律適用原則，因而它們能為不同法系、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國際私法立法所普遍采用。
我國的國際私法立法，既要考慮促進國際交往與合作的實際需要，也要考慮法律規范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因此就必須注意借鑒和采納國際社會的一般做法。這至少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應注意接受存在于各國國際私法中的“一般法律原則”。諸如“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不動產物權依不動產所在地法原則”等，已為各國法立法所普遍接受，它們構成了所謂“一般法律原則”，在調整相關領域的國際私法關系中具有普遍效力。⑿中國的國際私法立法已經在采用此類“一般法律原則”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還遠遠不夠，在未來的立法中，應在對國際私法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上，更多地采用“一般法律原則”，從而保證中國的國際私法立法與國際社會的一般實踐相一致，實現國際私法所一貫追求的法律適用的一致性、穩定性和可預見性的價值目標。此外，像“識別”、“公共秩序保留”等各國國際私法普遍采用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也應在我國的立法中作出明確的規定。這些既是國際社會的一般做法，也是維護我國主權利益和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工具。
第二，注意采納有關國際私法的國際公約的規定。有關國際私法的國際公約，是締約各國在充分協商的基礎上達成的協議，反映了各締約國在有關問題上的相互都能接受的做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國際社會的一般實踐。因此，中國的國際私法立法應該注意采納有關國際公約中的規定。這又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其一，根據“條約必須遵守”這一國際法準則，凡是我國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約，除聲明保留的條款外，我國都應遵守，并應在我國的國際私法立法中作出相應的規定。這種規定，不能僅僅理解為在立法中作出上述承諾，而且應理解為對國際條約所涉及的問題，在我國的立法中作出相應的規定和安排，以便保證該條約在我國能夠充分有效的實施。其二，即使我國尚未參加的條約，我國也應注意研究和借鑒，對其中反映國際私法立法的一般趨勢和國際民商事交往的一般規律的規定，應吸收到我國的國際私法立法中來。這樣做，既是我國國際私法的現代化的要求，也有利于實現我國國際私法增進國際和平與合作的社會職能。
（三）“兩點論”的客觀依據是中國的國情
在國際私法立法上，既要具有中國特色，也要與國際社會的普遍實踐保持一致：這二者不是對立的，而是統一的；不是主觀的臆想，而是客觀的要求。其統一的依據和客觀要求的基點，便是中國的國情。
一方面，現代中國是古老的中國的延續，中華民族的傳統、風俗、習慣、心理、乃至中國社會歷史在其沿革遞嬗過程中沉積、遺傳下來的文化血脈，深刻而牢固地凝結在中國人的骨子里，這使得中國人的法律思維，總是離不開“中國心”的驅使，因而無論是創立法律還是認知與接受法律，總是要以中國的民族特性為土壤。
另一方面，現代中國又是一個開放的中國，一個大踏步地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的中國。這是使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家獲得新的生機與活力的重要條件。因此，中國需要而且應該了解世界，需要學習和采納國際社會的通行做法，“與國際慣例接軌”。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必將涉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許多領域，需要有一系列相應的政策更新和法律調整。這本身就需要我們注意采用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律原則、規則和規范，使得在本質上就具有國際性的中國的市場經濟能與國際社會的市場經濟相互協調，相互借鑒，促進中國和整個世界的繁榮與發展。
總之，歷史悠久、文化深厚的中國正在成為國際社會中愈益重要、愈益活躍的一員，中國的國際私法立法在具有中國特色的同時也應與國際社會的普遍實踐保持一致，這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注：
①②③⑥李雙元主編《市場經濟與當代國際私法趨同化問題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154頁，第165頁，第3頁，第177頁。
④李雙元：《國際私法的趨同化問題——<中國與國際私法統一化進程>序言》，《法學評論》1993年第1期。
⑤⑦《中國法律年鑒》，1994年，第966～967頁，第968頁。
⑧李雙元主編：《國際私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0頁。
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8～249頁。
⑩劉升平、張文顯：《論建構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法學》，《法制與社會發展》創刊號，第4頁。
⑾盧峻：《戰后國際私法的新發展》，《中國國際法年刊》，1987年，第21頁和第22頁。
⑿此類規定，有學者認為是國際慣例；而有的學者則認為在沖突規范領域，國際慣例并不存在。筆者認為，它們應屬一般法律原則。
（作者呂巖峰，1960年生，現在吉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中國國際私法學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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