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斌 ]——(2013-10-14) / 已閱6431次
2000年張村重新劃分土地，村民張某按照規定承包5畝土地。該片土地鄰近村民萬某承包的養豬場，因養豬場常年向張某所承包的土地排放污水，故該片土地逐漸形成一個臭水溝。2006年6月，隆川公司在張村開發建材市場，并與張村村民組簽訂土地承包合同，同時按照政府文件對所占土地上的農作物及地面附屬物進行補償。張某亦按照口糧地補償標準領取了補償款。但張某認為得到的補償款太少，并得知魚塘的補償標準高于口糧田的補償標準。2007年2月，張某找到隆川公司總經理高某，謊稱其口糧地內的臭水溝是魚塘，同時以上訪告狀相要挾要求隆川公司支付占其魚塘和魚苗的補償款。張某遭到拒絕后，遂到有關部門以官商勾結違法占地為由進行上訪，高某害怕上訪會給建材市場造成更大損失，最終同意賠付張某魚塘補償款60萬元。2008年10月，高某先期支付11萬元補償款給張某。2008年11月，隆川公司報案。
張某以上訪告狀為手段向開發商索要巨額補償款是否構成敲詐勒索罪？對于此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存在兩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張某的行為不構成敲詐勒索罪。敲詐勒索罪，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公私財物的所有人、保管人使用威脅或者要挾的方法，使被害人基于有瑕疵的意思表示交付財物的行為。1.張某主觀上沒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因為張某索要補償款是基于其口糧地，這是其權利，并非法律所禁止。2.張某客觀上并未采取威脅、要挾手段，只是用上訪來反映開發商違法占地這一客觀事實。
第二種觀點認為，張某的行為構成敲詐勒索罪：1.主觀上張某索要超出補償款外的巨額費用，不屬于合理補償的范圍，其意圖是非法占有開發商的巨額財產；2.張某客觀上以上訪告狀為要挾，該手段足以令開發商基于有瑕疵的意思表示給付財物。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認為被告人張某的行為構成敲詐勒索罪，下面從行為人的主觀故意及客觀行為予以分析：
第一，主觀上張某非法占有的故意十分明顯，其索要的巨額財產不具有合法依據。
“非法占有”，是指沒有合法依據占有他人財物。刑法所保護的公私財產權，包括對財產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行為人非法侵占不屬于自己的財物，即為非法占有。但是，如何判斷財產歸屬？該種“占有”是否有合法依據？筆者認為，判斷的關鍵是行為人索要財產是否具有合法依據。在本案中，認定張某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關鍵是其欲取得的60萬元（實際取得的11萬元）是否應當屬于張某所有。隆川公司對于張村全部村民包括張某的補償款已經到位，張某沒有任何理由或依據向隆川公司索要超出補償款以外的巨額財產。張某以并不存在的魚塘為由索要新的補償款，顯然是沒有合法依據的，其非法占有的故意顯而易見。
第二，張某的客觀行為使被害方精神上受到強制，令其基于有瑕疵的意思表示交付財物。行為人客觀上是否實施了“威脅”或“要挾”的行為而令對方基于有瑕疵的意思表示給付財物，這是敲詐勒索罪區別于其他類財產犯罪最顯著的特征。在本案中，張某捏造莫須有的魚塘，以上訪告狀為威脅向隆川公司索要超出合理補償范圍的巨額錢款，符合敲詐勒索犯罪的客觀要件特征。
其一，張某的上訪行為不是單純的維權行為，而是將其作為要挾對方、威脅對方的一種工具。張某為獲取補償款之外的巨額財產，虛稱自己口糧田里的臭水溝是魚塘，向開發商索要征地款。開發商拒絕支付補償款后，張某以上訪告狀為要挾，并在上訪前明確告知對方如果不給錢就去上訪，并以此威脅開發商，迫使其給付補償款。此時張某將上訪作為與開發商討價還價的籌碼，與其說是張某索要補償款，倒不如說是索要“封口費”。
其二，張某的上訪行為足以令被害方精神上受到強制，繼而基于有瑕疵的意思表示給付財物。被告人控告內容是官商勾結違法占地，卻直接向隆川公司高某索取財物，顯然被告人已經意識到他的控告會導致隆川公司的經營項目停工、停產，繼而導致巨大損失。張某名義上是告政府違法占地，實質上是通過上訪導致開發商遭受巨大損失，被告人正是基于這個原因才直接向開發商索要錢財，而開發商也正是基于此原因才向被告人支付巨額財物，以求把損失降到最低。至于被告人控告內容是否合理、合法并不影響敲詐勒索罪的成立，筆者認為，只要要挾內容與索要財物的事由不同，而且要挾內容足以令被害方精神上受到強制并基于這種精神強制而給付財物即可。比如行為人以揭發對方盜竊、賭博等違法內容相要挾索要財物，雖然其揭發內容正當，但索要財物的行為仍應構成敲詐勒索罪。
（作者單位：河南省鄭州市中原區人民檢察院、鄭州市人民檢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