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可訓 ]——(2012-11-16) / 已閱6142次
解讀“訴訟爆炸”的幾個法社會學公式
□ 上海政法學院副教授 謝可訓
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和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中國經歷了深刻的社會變遷。目前的中國社會已由簡單的同質性走向復雜和多樣性，社會分化明顯，社會矛盾叢生。與之對應，訴諸法律的各類糾紛也不斷增多，法院受理案件的數量呈逐年上升趨勢。據統計，2008年全國各級法院受理和審結案件數量首次突破1000萬件，2011年全國法院受理案件已達1220.4萬件。可以說，中國已經開始步入“訴訟爆炸”的時代。但訴訟爆炸的原因何在呢？本文擬通過法社會學的幾個公式，來揭示現今中國社會對法律的需求增加的原因。
“法律與其他社會控制成反比”。 法律是政府的社會控制，作為社會控制手段之一，它與宗教、道德等其他控制手段是相輔相成的。在現代社會中，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等因素導致了自律的松懈，故需要更多的法律來填補規范的真空。
“法律的變化與文化成正比”。文化稀少之處，法律亦少；而在文化繁榮之處，法律亦繁榮。因為多元文化在共處之中容易產生沖突，從而導致法律的增加，而文化共識的達成，可以使減弱文化之間的沖突并導致法律減少。當前中國文化的現狀是多元雜處卻不能融合交匯，也就是說，中國因同質文化的分化已形成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但在多元文化基礎上的普遍的文化共識卻尚待加強。
“法律的變化與社會分層成正比”。分層即財富的不平等，是社會分化在分配和消費領域的體現。只要人們相互間比較平等，法律就比較少。而一個社會的分層越多，法律也就越多。結合中國的現狀來說，首先，隨著社會財富總量的增加，法律的總量也相應增多。其次，社會階層之間大的落差也導致法律增多。目前社會階層相對固化，社會的水平流動頻繁而向上的流動性差。掌握更多資源的階層更容易打官司，處于弱勢的階層更可能由于心態失衡而敵視社會，以中產階級為核心的橄欖形的穩定社會結構尚未形成，這些都給社會帶來了不穩定因素。社會分配不公使“貧者生怨、富者不安”，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又進一步加劇了人們的現實焦慮感。
“法律與社會分工之間的關系呈曲線形”。分工是社會分化在生產領域的表現。分工使交換成為必然，使合作成為必要。一般來說，法律隨分工而增加，一直到分工到相互依賴的某個程度，然后隨共生的出現而式微。當人們沒有或很少進行分工和交換時，法律很少；而在另一極端，每個人都完全依賴他人時，法律也很少。就現狀而言，一方面，市場經濟下分工的發展導致了對法律的需求增加。市場經濟是一種在分工基礎上的交換經濟，人們通過分工來發展各自的比較優勢，然后在市場上進行交易即優勢交換。陌生人社會中的分工與合作要靠信任來維系，而陌生人之間的信任關系網絡則要靠法律來構建。另一方面，當前共生關系發展的不充分也需要法律的適度介入。共生關系只能存在于互惠型的長期交易，而在市場道德缺乏的今天更多見的是自利型的短期交易。
“法律與社會關系的距離成曲線型”。社會關系的距離即人們之間的親密程度。一般而言，在關系密切的人們（“熟人社會”）中間，法律是不活躍的；法律隨人們之間的距離增大（“陌生人社會”）而增多，而當增大到人們的生活世界完全隔絕（“他者社會”）的狀態時，法律開始減少。易言之，在陌生人社會中的法律較多，而在熟人社會和他者社會中的法律較少。
當今中國從大體上說是一個陌生人社會。隨著人口流動性的加大，傳統上鄉村式的熟人社會已被城市化的陌生人社會所代替。陌生意指身近而心遠。一方面，因為物理距離近，所以接觸交流的機會增加；另一方面，因為心理距離遠，所以摩擦糾紛的幾率增大。匿名性是陌生人社會的重要特征，這在網絡空間中體現得最為明顯，因為“在網絡上，沒有人知道你是一條狗”。而中國在熟人圈子以外一向被認為是一個低信任度的社會，這種不信任文化又強化了陌生人社會的特征。因為信任度反映了心理距離的遠近，信任缺失將使心理距離進一步擴大。
另外，在現代化進程中，傳統的熟人社會與他者社會中呈現出了一定的“陌生人化”傾向，從而使位于社會關系距離兩端處的法律都有所增多。一方面，就社會關系距離的近端而言，原來較為親密的熟人間的關系已變得“雖近而猶遠”。例如，在婚姻家庭領域，為爭奪財產利益而夫妻反目兄弟鬩墻者今天屢見不鮮。這就說明，道德滑坡和重利輕義等因素導致家庭、族群和社區對個體的控制力趨于下降，維系人際親密關系的傳統紐帶已相對松弛。而市民社會的發育不完善，又使之無法在培育道德規范以約束個體行為方面有大的作為。因此，即使熟人之間的關系也經常要借助法律來調整。另一方面，就社會關系距離的遠端而言，原來互不相干的“他者”間的關系已變得“雖遠而猶近”。本來，當社會關系遠到一定程度時，法律趨少甚至于無。但現代交通通訊和網絡技術的發達拉近了人們的空間距離，“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面不復存在，世界變成了無遠弗屆的“地球村”。隨著交往的逐漸增多，傳統的他者社會對法律的需求也有所增加。事實上，社會關系的范圍在時空兩個維度上都得到了拓展。由于手機、電郵等現代通訊技術手段的廣泛應用，個人生活的封閉性被完全打破。理論上，一個人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和任何人進行交往互動。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隨著社會關系的觸角在時空維度上的不斷延伸，對法律這一社會關系調節器的需求也就相應大大增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