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瑞華 ]——(2012-8-16) / 已閱36323次
與物證的鑒真不同，示意證據的鑒真并不需要證明某一繪圖、表格的真實性和同一性，而要說明該證據準確地記載或反映了某些案件事實。例如，在一起多名被告人涉嫌搶劫的案件中，公訴方提交的現場方位圖說明了證人、被害人和各個被告人在搶劫現場所處的位置。對示意證據的鑒真通常采取目擊證人當庭作證的方法，也就是由證人證明該表格、繪圖、照片等恰當地反映了案件發生時的情況，該示意證據的真實性由此可得到準確的驗證。
通常情況下，對書證的鑒真會涉及驗證某一書面材料的作者問題。提出書證的一方可以申請傳召證人，向法庭證明該份文件就是該方所聲稱的“那份證據”。同時，對于書證的鑒真，也可以通過證明該證據具有某些獨一無二的特征或特定情況來進行。不僅如此，對書證的鑒真還可以通過證明某一特定的人在書證上親自簽名來完成。為此，證人可以提供證言，證明他看見該文件被簽名的情況，也可以當庭對文件上的簽名或筆跡做出辨認。而對那些通過高科技手段提取的電子文件，如電子郵件、網頁粘貼材料、網絡聊天記錄或電子日志等，可以采取與書證大體相似的鑒真方法。例如，對于電子郵件，可以通過所載電子地址、使用答復功能生成的原始發送者地址、電子郵件所包含的信息內容乃至電子簽名本身，來加以鑒真。有時候，還可以通過說明制作過程的方式來完成這種鑒真過程。[14]
對于通過機械、電子或其他方法記錄聲音、圖像的錄制證據，在存在親自參與某一事件的目擊證人的情況下，可以由該證人提供證言，說明這份錄音或錄像材料準確地記錄了某一事件發生過程中的聲音和圖像。這種鑒真方式與對物證的當庭辨認具有相似之處。只不過，證人當庭辨認物證的目的是確認其真實性和同一性，而對錄音、錄像資料的“辨認”則是要證明它們真實記錄了案件事實的過程。但是，在沒有任何目擊證人了解案件事實的情況下，這種鑒真方法顯然就失靈了。在此情況下，“保管鏈條的證明”就可以發揮替代性的鑒真作用，錄制證據本身就足以擔當“沉默證人”的角色。具體而言，這種無法依靠人證來驗證的錄音、錄像資料，其真實性取決于錄制設備運行的科學性、設備的狀態、錄制品之未改變狀態以及從提取到法庭出示的全部保管鏈條。當然，在例外情形下，錄制證據還可以根據其與眾不同的內容而得到鑒真。[15]
（二）中國刑事證據規定中的鑒真方法
在對物證、書證進行審查判斷時，中國法官如何相信控辯雙方提出的某一物證、書證確實屬于“他們所聲稱的證據”呢？在這一方面，《辦理死刑案件證據規定》強調對其真實來源以及整個保管鏈條的證明。具體說來，需要證明的物證、書證的保管鏈條包括以下幾個環節：一是審查物證、書證的真實來源，這可以通過審查被收集提取的物證、書證是否為原物、原件，物證的照片、錄像或復制品，書證的副本、復制件的制作過程，以及原件、原物存放于何處等方式來加以檢驗；二是全面審查物證、書證的收集提取過程，也就是上述筆錄類證據材料是否記載了勘驗、檢查、搜查、提取、扣押的過程，以及是否記載了偵查人員、物品持有人、見證人的簽名以及物品特征、數量、質量、名稱等信息；三是審查物證、書證在收集、保管、鑒定等各個環節是否受到破壞或者改變。
對于物證、書證的來源、收集過程及其真實性的鑒別，《辦理死刑案件證據規定》沒有強調當庭辨認的方法，而主要是通過對各種筆錄類證據的出示、宣讀和質證來加以完成。由于無法傳召偵查人員、證據持有人、見證人以及其他處置過物證、書證的人出庭作證，中國法院最多安排被告人對相關證據進行當庭辨認，以確認該證據的真實性。對于這種法院習以為常的做法，《死刑案件證據規定》并沒有做出新的強調，而是要求法院通過對“筆錄類證據”的審查來對物證、書證的保管鏈條進行驗證。所謂“筆錄類證據材料”，通常是偵查人員對其收集、提取物證、書證的過程所作的書面記錄。按照收集、提取證據的方法的不同，這種“筆錄類證據”可以包括勘驗筆錄、檢查筆錄、搜查筆錄、提取筆錄、扣押清單等多種。從形式上看，對物證、書證的鑒真，就要通過查閱這些筆錄類證據材料，來驗證物證、書證的來源、收集提取經過以及其他保管鏈條的完整性。反過來，假如這些筆錄類證據對物證、書證的來源記載不詳或者收集程序、方式存在瑕疵，法院就有可能將這些物證、書證排除于定案根據之外。
在中國刑事訴訟中，“視聽資料”是指那些運用科學技術手段記載聲音和圖像的音像資料。典型的視聽資料主要是錄音、錄像，既包括存儲于傳統的錄音帶、錄像帶中的聲音、圖像信息，也包括存儲于磁盤、光盤中的音像材料。為保證視聽資料的真實性，提出該項證據的一方需要向司法官員證明錄像、錄像材料中所記載的聲音、圖像信息，確屬曾經發生過的案件事實信息，而沒有經過任何形式的剪輯、偽造、變造。與此同時，提出證據的一方還需要對該項證據的來源、提取、保管、播放、鑒定等各個環節提供清晰的證明，以證明該證據在保管鏈條上是完整的，所有接觸和經手該項證據的人都沒有破壞該證據的同一性。否則，視聽資料的鑒真過程就無法完成。
《辦理死刑案件證據規定》對視聽資料確立了與物證、書證相類似的鑒真方法，那就是強調審查視聽資料的來源是否合法，審查制作人、持有人的制作過程，包括制作人、持有人的身份，制作的時間、地點、條件以及制作方法，對于視聽資料的復制件，審查其制作和保管方式，制作人、持有人有無簽名或蓋章。不僅如此，對視聽資料的內容和制作過程還要進行真實性審查，以確認是否存在剪輯、增加、刪改、編輯的情形，避免證據受到人為的偽造或變造。
電子證據是近年來出現在司法程序之中的新型證據形式。顧名思義，所謂“電子證據”，主要是指那些通過使用電子計算機、移動電話以及互聯網等電子媒體而形成的傳輸證據資料。從證據載體方面來說，電子證據主要有電子郵件、電子數據交換、網上聊天記錄、網絡博客、手機短信、電子簽名、域名等證據形式；從證據信息來看，電子證據主要是那些記載于相關電子媒體中的數據、文字、照片以及音像資料。相對于傳統的書證、物證、視聽資料而言，電子證據在記載的證據信息方面具有明顯的綜合性，具有其他所有實物證據所能承載的信息形式。不僅如此，較之其他實物證據而言，電子證據在提取、保管和出示等環節更容易出現偽造、變造的問題，制作人、持有人和保管人一旦操作不當，還容易造成電子證據來源不明甚至整個保管鏈條的中斷，令人對其真實性和可靠性產生合理懷疑。
《辦理死刑案件證據規定》對電子證據的鑒真提出了一些更為嚴格的要求：一是強調審查電子證據的來源，也就是電子證據的存儲磁盤、光盤等可移動存儲介質是否與打印件一并提交；二是審查電子證據的制作過程，也就是電子證據形成的時間、地點、對象、制作人、制作過程和設備情況；三是審查電子證據在制作、儲存、傳遞、獲得、收集、出示等各個環節的程序，也就是各個環節在程序上是否合法，有無取證人、制作人、持有人、見證人的簽名或蓋章；四是審查電子證據內容的真實性，尤其是審查有無剪裁、拼湊、篡改、添加等情形，避免偽造或變造證據的情況出現。
盡管對視聽資料、電子證據的保管鏈條提出了更為嚴格的要求，但是，《死刑案件證據規定》也沒有提供新的鑒真方法，既不要求視聽資料、電子證據的制作人、持有人、見證人、保管人出庭作證，也不安排那些參與錄音、錄像過程的目擊證人對錄音、錄像的內容進行全面的辨認。對視聽資料、電子證據的鑒真最多也是通過審查勘驗筆錄、檢查筆錄、搜查筆錄、提取筆錄，來進行形式上的審查。對于控辯雙方對視聽資料的真實性發生爭議的，法院所能做的最多是重新宣讀和出示那些筆錄類證據而已。
（三）簡要的比較
在美國刑事訴訟中，“獨特性之確認”和“保管鏈條的證明”屬于兩種基本的鑒真方法，并適用于幾乎所有類型的實物證據。但不論采用何種鑒真方法，法庭都必須安排實物證據的持有者、目擊者、提取者、保管者以及其他經手過該項證據的人出庭作證，要么當庭對該證據的真實性和同一性做出辨認，要么對該證據的來源、提取、收集、保管過程的可靠性提供證言。而這些鑒真規則還建立在對實物證據的“不真實假定”的基礎上，由此帶來控辯雙方對其實物證據的真實性承擔證明責任的后果。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局面，是因為在美國對抗式的刑事審判制度下，法庭對于實物證據的真實性難以發揮積極的調查作用，而只能由控辯雙方通過挑戰對方證據的真實性避免證據運用上可能出現的錯誤。與此同時，那種旨在保證控辯雙方平等實施交叉詢問的傳聞證據規則，還排斥了雙方采用書面證據進行鑒真的可能性，促使雙方傳召證人出庭，對實物證據的同一性加以辨認，對證據的保管鏈條做出當庭證明。
相比之下，中國新頒行的刑事證據規定對實物證據也確立了一些鑒真方法。無論是對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還是電子證據，證據規定都強調提出實物證據的一方要證明該證據的來源，對該證據的收集、提取過程要做出準確的說明，特別要有必要的簽名、蓋章以及對時間、地點的說明。對于那些在真實性、同一性上容易引發爭議的實物證據，司法解釋還特別要求法庭審查該證據有無經過偽造、變造的問題。這些都足以說明，“保管鏈條的證明”作為一種鑒真方法，已經在中國刑事證據規定中得到確立。不僅如此，為保證實物證據的鑒真規則得到有效的實施，司法解釋還專門確立了證據排除規則，使得那些來源無法證明、收集過程存有重大疑問、無法鑒別真偽的實物證據，可以被法庭排除于定案根據之外。這也顯示出實物證據的鑒真已經超出簡單的“經驗法則”和“邏輯法則”的層面，而初步形成了旨在限制實物證據之證據能力的法律規則。但是，與美國證據法的規定不同，中國的司法解釋并沒有確立所謂的“不真實假定”原則，也不要求公訴方為每一份實物證據的真實性承擔證明責任。原則上，對于公訴方當庭提出的實物證據，只有在辯護方對其真實性提出合理疑問，法庭對其是否被偽造、變造的問題產生懷疑的情況下，公訴方才需要對其同一性加以證明。從司法解釋所確立的排除規則來看，只有在物證、書證的來源得不到證明，物證、書證的收集過程存在得不到合理解釋的疑問的情況下，法庭才會拒絕將其用作定案的根據。這樣，在是否需要鑒真以及如何加以鑒真的問題上，法官其實擁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
中國的刑事審判制度對實物證據的鑒真問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盡管經歷了1996年的刑事審判方式改革，中國刑事訴訟法通過借鑒美國對抗制而確立了“抗辯式”的審判程序，但是，控辯雙方在法庭調查方面仍然沒有占據主導地位，法官事實上仍扮演著積極的司法調查官角色。不僅如此，無論是英美證據法中的傳聞證據規則，還是大陸法國家的直接和言詞審理原則，都未能在中國刑事審判制度中得到確立。結果，公訴方很少傳召證人、被害人、鑒定人出庭作證，而是代之以宣讀庭前由偵查人員制作的案卷筆錄。[16]這種以案卷筆錄為中心的法庭審理方式，對于實物證據的鑒真過程勢必產生顯著的影響。
在實際奉行書面和間接審理原則的情況下，中國法庭一般不會組織證人進行當庭辨認，而最多宣讀偵查人員在庭前所作的辨認筆錄。無論是實物證據的持有者、證據形成過程的目擊者，還是證據的提取者、保管者，都不會親自出庭作證。這就使得所謂的“獨特性確認”的方法在中國刑事審判中沒有存在的空間，而“保管鏈條的證明”也難以通過每一個接觸實物證據的人出庭作證的方式加以完成。其實，在中國現行的刑事審判程序中，所謂的“保管鏈條的證明”，主要是通過公訴方宣讀偵查人員庭前所做的若干種筆錄類證據來完成的。這些通常以勘驗筆錄、檢查筆錄、搜查筆錄、提取筆錄或者扣押清單表現出來的“筆錄類證據”，其實都是偵查人員對其收集和提取實物證據過程的書面記載。在以往的法律和司法解釋中，這些“筆錄類證據”最多被用來印證實物證據的取證過程，但很少被用來佐證實物證據的證據能力。而按照新頒行的《死刑案件證據規定》，公訴方在出示物證、書證的同時，需要附有勘驗筆錄、檢查筆錄、搜查筆錄、提取筆錄或者扣押清單，以便證明物證、書證的真實來源，否則，該物證、書證不能被采納為定案的根據。這就使得“筆錄類證據”可以發揮對實物證據的同一性進行鑒真的作用了。
但是，無論是勘驗、檢查過程的參與者，還是搜查筆錄、提取筆錄和扣押清單的制作者，都不被要求出庭作證，而只是提交相關筆錄。法庭所要求公訴方做的也只是摘要地宣讀上述筆錄，或者當庭通過電子設備演示筆錄的內容。即便在辯護方對相關筆錄的合法性、真實性提出異議的情況下，筆錄的制作人也不會被傳召出庭作證，更無法接受控辯雙方的當庭盤問。這就使得上述“筆錄類證據”的真實性最多受到一種形式上的審查，這類筆錄對實物證據的鑒真作用也難以得到實質性的發揮。正因為如此，那種要求所有接觸、處置過實物證據的人都要出庭作證，以便證明該項證據的完整性、真實性沒有受到破壞的鑒真制度，在中國刑事審判中并沒有得到確立。
四、鑒真的訴訟功能
鑒真既然是一種旨在對實物證據的真實性、同一性加以驗證的鑒別手段，那么，人們不禁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言詞證據的審查一般不會借助于這種鑒真方法，而唯有實物證據才需要進行鑒真呢？對于實物證據的真實性和同一性，鑒真究竟在哪些方面發揮證明作用呢？
假如言詞證據都意味著證人、被害人、被告人當庭提供的口頭陳述的話，那么，這些證據的真實性只需要通過詢問和質證技術就可以得到大體的驗證。對于這類當庭提供的口頭陳述，證據法通常給予控辯雙方進行盤問的機會，并使得法官在親自提問之余，可以借助于經驗、理性和良心，對其真實性和可靠性作出判斷。可以說，任何當庭提供的言詞證據都不存在著鑒真的運用問題。
但是，假如法庭上出現的不是證人、被害人、被告人當庭所作的口頭陳述，而是某一方提交的書面筆錄，如證言筆錄、被害人陳述筆錄、被告人供述筆錄等，那么，對這些筆錄的真實性就存在著重新審查的問題。尤其是在中國刑事審判中，由于直接和言詞審理原則尚未確立，因此對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的法庭調查通常采取宣讀筆錄的方式；由于禁止強迫自證其罪原則尚未得到確立，因此對向偵查人員、公訴人所作的庭前供述筆錄，基本上是承認其證據能力的。于是，中國法庭上經常會出現多份相互矛盾的證人證言筆錄，甚至還出現證言筆錄與證人當庭證言不一致的問題；法庭上也經常出現多份被告人庭前供述筆錄不一致的情況，甚至與被告人當庭供述相矛盾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一種強調言詞證據筆錄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的理念也就隨之出現了，并逐漸成為中國刑事證據制度的重要理論基礎。根據這種“印證理論”，對于前后相互矛盾的證言筆錄、被害人陳述筆錄或者被告人供述筆錄，只有在它們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并對這些矛盾作出合理解釋的情況下，才能將它們作為定案的根據。[17]這里所說的“相互印證”和“合理解釋”，其實是要求法官運用經驗法則和邏輯法則，對那些得到印證的證言筆錄或供述筆錄予以采信。
很顯然，言詞證據無論是以口頭表達的方式提供，還是以書面筆錄的方式提交，都不存在典型的鑒真問題，而是要么通過相互盤問的方式，要么通過相互印證的方式，來驗證其真實性。但是，實物證據的真實性要得到驗證，除了要接受傳統的審查方式以外，還要經受特殊的鑒真過程。
之所以要對實物證據進行鑒真，主要是考慮到證據的收集提取與法庭審理會有一個時間距離，而經過這一時間，實物證據的真實性可能會發生變化，實物證據的同一性可能會引起合理的懷疑。尤其是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偵查人員收集提取證據的活動大都發生在偵查階段，而對同一案件的法庭審理，通常都是幾個月甚至若干年之后的事情。即便偵查人員內心確信有關實物證據是真實可靠的，也就是他們所聲稱的“那份實物證據”，他們也必須向法庭證明該證據的真實性和同一性。否則，控辯雙方就會對該證據的真實性發生爭議，法官也會對該證據與偵查人員所收集的“那份證據”是否是同一份，甚至對該證據有無被偽造、變造的情況，都會產生合理的懷疑。正因為如此，法庭才需借助于鑒真制度來審查實物證據的真偽，平息控辯雙方對其真實性的爭議，消除各方對該證據真實性和同一性的懷疑，從而為法庭運用該份證據奠定堅實的基礎。
鑒真的對象無論是證據載體還是證據信息，其實都需要做出兩個方面的同一性認定：一是法庭上出現的實物證據與舉證方所聲稱的實物證據的同一性鑒別；二是法庭上提交的實物證據所包含的證據信息與曾經發生過的事實信息的同一性判斷。通過這兩個方面的鑒別過程，人們對法庭上出現的實物證據究竟是不是在諸如犯罪現場等處收集的實物證據問題，就難以再發生爭議了；人們對法庭上播放、展示的實物證據所記載的內容，究竟與原來存在過的證據或發生過的事實是否吻合，也就不再質疑了。由此，實物證據本身被偽造、變造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實物證據所記錄的聲音、圖像、場所方位等信息，被錯誤錄制的空間也就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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