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生貴 ]——(2012-6-23) / 已閱22252次
一起訂婚宴引發抗訴酒官司
【導讀提示】
因女兒訂婚，老趙宴請親朋好友，席間有刁姓親屬夜間出走，致凍傷雙腳，經法院審判，宴請者承擔補償責任，其余參加宴請者不承擔責任。結案十年后，檢方提起抗訴。一起特殊的案件、特別的抗訴、特懸的酒官司，涉及法律的關鍵問題是確定被申請人責任的基礎和依據是什么？
【案情簡介】
2004年12月28日，老趙的女兒訂婚，親屬聚在趙家赴宴，分兩桌就坐，和小趙的姨夫在炕桌的有五人，室內地上有一桌坐七人，剛開席時，刁某端酒同地桌的小趙碰酒，因話不投機，雙方有爭執，大家紛紛散去，刁某家離此地二十里，已經是夜間，刁要回家，趙家留宿，安頓好刁進東屋休息，過了一會，刁稱去小便，讓趙的女兒拿鞋過來，刁穿鞋出屋，趙女告其他家人說刁去房后小便，讓家人去房后看看，不料刁趁機抄小道出走，趙家又分頭找來親朋，分三路開找，因刁走路迷失方向，與回家的路成反方向，一夜未能找到，第二天其家人從山溝找到，此時刁的雙腳被凍壞，急送醫院搶救，腳趾未能保住，刁稱趙家將其打傷，并向公安報案，經公安偵查，無法確認傷害事實，2005年1月刁將聚餐的所有人告至法院，經審理后法院認為，刁訴稱趙家人毆打致傷的說法缺乏證據，判決趙家承擔補償責任，其他聚餐者無責任，十年后的2012年，檢方向法院提起抗訴稱，根據注意義務，其他聚餐者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法理評析】
新民初字第4488號民事判決，于九年前的2005年2月28日生效，法定上訴期內申請人未提出上訴，通過執行受領了判決確定的補償款，表明其對原審判決服判。九年后申請再審或抗訴，遠遠超出《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四條規定的二年再審時效；新檢民抗【2012】11號民事抗訴書提出的抗訴理由不能成立，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可否駁回人民檢察院就民事案件提出的抗訴問題的答復》法研【2001】36號規定：“人民法院將同級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民事案件轉交下級人民法院再審，再審法院依法再審后，認為應當維持原判的，可以在判決中說明抗訴理由不能成立，將判決送達提出抗訴的檢察院。”申訴及抗訴理由不符合《民事訴訟法》規定的法定條件，不足以導致已生效判決的司法權威及穩定性，依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一款（一）項之規定，再審復查或審查后應當做出“維持（2004）新民初字第4488號民事判決”的再審判決。
【抗訴問題】
抗訴書及申訴書提出的理由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的法定情形，原審判決應當予以維持。針對從程序和實體兩方面提出如下意見：
根據最高院關于審判監督一盤棋會議紀要規定，本案抗訴不應受理，人民法院依法建議或商請檢察院收回抗訴書銷案，檢察院堅持抗訴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經受理的，應當做出維持原審判決的再審判決，可以在判決中說明抗訴理由不能成立，將判決送達提出抗訴的檢察機關。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四條規定，當事人申請再審，應當在判決發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內提出，二年后據以作出原判決的法律文書被撤銷或者變更，以及發現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時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之日起三個月內提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1992】22號第212條規定，二年為不變期間，自判決、裁定發生法律效力次日起計算。
依據《關于適用民事訴訟法審判監督程序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九條；《全國審判監督工作座談會關于當前審判監督工作若干問題的紀要》法【2001】161號：三、關于民事、行政再審案件庭審方式改革的幾個問題：15 抗訴案件的審理范圍應圍繞抗訴內容進行審理。抗訴內容與當事人申請再審理由不一致的，原則上應以檢察機關的抗訴書為準”。14、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規定的特別程序、督促程序、……；人民法院已經決定再審的案件；……原審案件當事人在原審裁判生效二年內無正當理由，未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的案件；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對不予受理的案件，人民法院應先同人民檢察院協商，請人民檢察院收回抗訴書銷案；檢察院堅持抗訴的，裁定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廳關于規范省級人民檢察院辦理民事行政提請抗訴案件的意見》【2001】高檢民發第4號規定，為統一省級人民檢察院提請抗訴案件的受理條件和抗訴標準，保證辦案質量，現提出以下意見，請參照執行。對下列民事行政申訴案件，省級人民檢察院應不予受理：5.申訴人在人民法院判決、裁定生效二年之內無正當理由，未向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的案件；對下列民事行政申訴案件，省級人民檢察院不宜提請抗訴：1.申訴人在訴訟中未盡舉證責任導致敗訴的案件；2.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原判決、裁定存在錯誤的案件；4.人民檢察院自行收集或申訴人提供的證人證言與原審人民法院裁判所采信的證據相矛盾的案件；6.對原裁判中屬于人民法院自由裁量的內容提出申訴的案件。
本案申請人提出申訴的時間是2011年8月8日，超出原審判決九年時間，本案并未出現《審判監督程序司法解釋》第十八條、第十三條規定的“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時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申請人的申訴以及抗訴書未列超過二年后據以申訴或抗訴的理由。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39條規定，起訴不符合受理條件的，人民法院應當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發現起訴不符合受理條件的，裁定駁回起訴。據此，被申請人請求人民法院商請檢察機關收回抗訴書銷案。
【審查范圍】
抗訴及申訴關于“原判決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原判決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兩項理由不能成立：
抗訴以《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六）項關于“事實證據”及“法律適用確有錯誤”的兩項范圍，要求趙、張以外的被申訴人承擔責任，缺乏法律根據。
A、從抗訴書記錄得知，針對“事實證據”問題，抗訴書稱“現有證據無法證實損傷系被申訴人等毆打所致”、“故認定申訴人酒后自己造成損失”。對照原審判決查明的事實“原告陳述其挨打的整個過程沒有任何證據予以證實，被告也不承認打原告這一事實”、“原告在親屬家喝酒，原告稱是被打傷頭部后，被抬到溝里凍傷雙腳，但不能提供證據予以證明，公安局又以沒有犯罪事實不予立案”、“原告的傷并沒有證據證明是被告趙和張所致，也沒有證據證明原告的傷是其他被告所致，在飲酒過程中也沒有證據證明被告有勸酒行為”。
復查得知，抗訴書對事實證據的理由與原審判決基本一致，說明抗訴中關于“事實證據錯誤”的理由不能成立。
本案原告訴求的是侵權事實，依據侵權責任四要件，申訴人在原審對自己的主張不能提供證據證明，對自稱的傷害過程只有口頭編纂的故事，因為原告不能提供證據證明訴稱的事實，原審法院不能支持原告關于傷害的訴由。民事訴訟不能對所有事實或一般事實均規定為基本事實，以民事法律關系要素為標準，針對侵權類案件，法律規定以“損害主體、傷害行為、傷害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行為違法性”為審理要件。
原審原告為達到索賠目的，歪曲甚至完全虛構事實，為查明事實設置重重障礙，面對復雜情況，依據法律規定的證據裁判原則，法庭只能通過證據規則及司法審查，以證據證明的案件事實為裁判前提，原審原告不能提供其主訴的證據，原判決未采信原告的虛假陳述，認定其訴稱被人打傷的事實不存在，裁判沒有任何錯誤。
新市檢察院輕信申訴人虛構陳述，違背法律規定隨心所欲地提出抗訴，既失去司法監督的嚴肅性、法律性，又浪費法律資源，抗訴述稱的“事實問題”缺乏根據，不能導致原審判決的撤銷。
B、關于“適用法律錯誤”的抗訴理由，抗訴書使用了大量諸如“侵權行為法的注意義務理論”、“通常處理”、“一般情況下”等主觀性很強的人為判斷，試圖通過頗有爭議的主觀認識推翻原審判決，這樣的抗訴顯得不專業、不依法、不可采。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一款（六）項規定的“法律確有錯誤”中的法律是指“法律、法規或司法解釋”，法律是全國人大及常委會頒布的法律；所謂法規是指國務院頒布的法規；所謂司法解釋是最高司法機關依據最高審判權，根據立法精神對人民法院在審判工作中如何具體應用某一法律或某一類案件、某一類問題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所作的具有普遍效力的解釋、規定或批復等規范性文件。
本案雙方當事人之間爭議的案件性質為侵權糾紛及責任承擔，案件性質為侵權糾紛。法律規定的確定明事責任和義務是指法律具有明確的情形，關于共同飲酒人的法律責任問題雖然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但依據立法本意，飲酒人的責任只能歸類適用民法通則規定的一般侵權責任要件。
本案各方當事人之間因訂婚親屬聚餐，未發生參與人喝酒過量的事實，更未發生被申請人強行逼酒的行為。事實是，申訴人飲酒不過二兩，根本達不到酒醉狀態，當天聚餐的其他人都離開后，張安頓申請人進東屋休息后，申訴人借口到屋外小便為由，抄小路出走，發現申訴人出走后，各被申訴人接到情況后，又紛紛返回到張家，馬上組織三路人馬分頭尋找，并往申訴人家里打電話詢問情況。充分說明各被申訴人沒有違法，沒有過錯，抗訴書的理由是輕信申訴人的謊言，建立在沒有弄清事實的前提，得出各被申訴人應當履行注意、救助、救護的義務，這樣的認定毫無根據，當于各被告人均早到申請人離開，何來承擔未知情形下的法律責任。
【原審法理】
原審認定的事實清楚，應予維持原審判決：
本案的關鍵問題在于“被申請人究竟有無過錯，應否承擔賠償責任”，就要看被申請人的行為是否符合侵權四要件。
首先、被申請人的行為不具有違法性：訂婚宴親屬聚餐時的共同飲酒行為不構成法定或約定的權利義務關系；被申請人的行為對申請人無任何過錯可言。根據案件事實，申請人與被申請人共同飲酒（并非同桌），被申請人難以預料申請人酒量程度、無法預料后果，這種情況下認定被申請人主觀上對凍傷申請人存在故意或過失，顯然不妥。
其次、申請人凍傷的后果是由于自身原因所致，與被申請人訂婚宴沒有必然因果關系。
本案涉及到飲酒人的民事責任承擔問題，現行民法及有關司法解釋均沒有明文規定，學術上論及較少但爭議較大，如何認定飲酒致人損害民事責任是一個復雜的疑難問題。民法關于自然人行為能力規定看，是以年齡劃分行為能力，以成年人有無能否辯認自己行為能力為劃分標準，并無以醉酒及程度作為認定能力的標準，如果以成年人醉酒作為共飲者責任承擔的前得，則必然會遇到“訴訟中無法認定”、“由誰來認定”以及“如何認定能力喪失”三大問題，這方面缺乏法律及理論依據。
本案一審判決、還是再審抗訴，遇到的關鍵問題是確定被申請人責任的基礎和依據是什么？對此，抗訴書及申訴書均沒有符合法律規定的答案。相反，申請人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應對自己的飲酒和酒后行為負責。
本案沒有證據證實被申請人對申請人有惡意勸酒行為，也沒有證據證實申請人在飲酒時和酒后出現醉酒不能自理的情形，被申請人對申請人不存在“注意和照顧”的義務。參加訂婚宴與被凍傷之間不存在因果聯系，申請人酒后凍傷是各被申請人不能預見的意外事件，各被申請人不應對沒有過錯且不能預見的后果承擔法律責任，申請人要求被申請人承擔過錯責任，并給予賠償的請求缺乏法律依據和事實根據。
本案不能簡單以申請人酒后凍傷這個結果來認定各被申請人的法律責任。要查看訂婚宴期間被申請人有無過錯，如果行為人有過錯且因為這個過錯給申請人帶來損失時，民事主體才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本案沒有證據證明在訂婚宴當時，有強行勸酒或申請人酒醉情形下被人強制驅離。《民法通則》第二章對自然人作專章規定，是對民事主體資格和行為能力的認定依據，申請人是成年人，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應當首先對飲酒后的行為負責。從現行法律規定，醉酒被列為嚴重違法行為的免責事由，屬于喝酒人自行放任自己或者過于相信自己而造成酒醉，從法律規定的“醉酒人不能免除法律責任”的情況看，申請人是否喝酒、酒量程度均由自己掌控，酒后行為也由自己承擔，不能因為凍傷的后果就逆行推導出由參加訂婚宴的所有人員承擔責任。原告凍傷的原因是自己主告而別，在張已經將其安排在東屋住宿后，不告的情況下偷偷回家時走錯了方向，深夜在外溫度低下，當事人各方共同飲酒和凍傷之間沒有直接必然因果關系。
依法認定公民責任和法律義務不能泛道德化，泛主觀化，否則，與正常的民事交往活動相抵觸，考慮到裁判行為的公信力，本案不宜認定被申請人賠償責任。
宴請與接受宴請是社會交往的一種正常活動，宴請中舉杯敬酒是社交活動常識，是合法行為，如果認為人們相互間認識的、不認識的，只要被宴請或者請到家里，大家坐上酒桌端杯喝酒，因此相互之間就必須有法律上的責任和義務，這顯然與立法精神相違背。讓共同飲酒人對一個飲酒人的酒后行為負責，在實踐中行不通，人們不能等一個飲酒人徹底清醒后再離開他。法院判決要有社會公信力，必須考慮社會正常交往習慣，不能悖離社會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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