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伏海 ]——(2012-5-29) / 已閱12474次
敖翔為了性侵女孩子，就直接進入校園女廁所伺機作案，一個叫小米的女生不幸落在這個大四學生手里，小米奮力反抗，敖翔奮力抵擋其反抗，并用刀刺死女生。
案發后，敖翔在萬般無奈之下投案自首，法院開庭審理，判決敖翔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面對這個判決，小米父母認為法院判決太輕，社會上也有許多人認為判決太輕，當然也有一些人認為判決沒有不妥的。
對于這個判決，我的觀點是，這個判決是合法的，但卻是不妥的。
敖翔有自首行為，刑法規定，犯罪行為投案自首，如實供述自己所犯罪行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敖翔殺人案，罪行極其嚴重，肯定不能免除處罰，這個不用考慮，但是法院認定敖翔有自首情節，根據刑法規定，法院當然可以從輕判處他。
既然刑法規定了，對于自首的被告人可以從輕處罰，中國的最高刑罰是死刑，如何執行死刑，又分為立即執行和緩期兩年執行，這樣看來，死刑立即執行可以說是最高的刑罰了，而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則比死刑立即執行要輕許多，起碼要晚死兩年，如果這兩年不再故意犯罪，那兩年后就不用死了，減為無期徒刑；如果這兩年有重大立功行為，還可以享受直接從死刑減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待遇，減為有期徒刑后，在執行期間，如果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的，或者有立功表現的，還可以再次減刑，一直可以減到二十年有期徒刑。
人都有求生的意志，一個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的罪犯同樣如此，所以，即使牢獄再艱苦，即使牢頭再惡劣，即使獄友再欺負，為了活命，死刑犯也要忍過這兩年，不讓自己故意犯罪，敖翔也應該是這么想的。這樣看來，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的判決對罪犯來說實際上就是救命的判決，而不是要命的判決。救命跟要命相比，卻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
即便“死刑立即執行”與“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有如此天壤之別，法院為了適用刑法關于自首可以從輕處罰的規定，對“必須判決死刑立即執行”的被告人，最高也只能判處緩期兩年執行了，所以，法院對敖翔的“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的判決是合法的。
但是，合法的未必就是妥當的，特別是面對一個罪行極其惡劣的罪犯就更是如此，敖翔躲在女廁所的目的不就是想性侵女生嗎，如果遇到順從的(比如有些女士主張的遞上安全套），他順利得逞完事，拍拍屁股走人，也不會鬧出人命來；如果遇到反抗的，他應該見好就收，放過人家，不能胡來蠻干，可是，敖翔卻不是這樣，女生反抗他的暴行，他卻更加肆無忌憚，并使自己所有的行為都不再是性侵，而是要置人家于死地，這性質就相當嚴重了，最終釀成命案。
前段時間，安徽有一個女孩子在天涯網站上發帖尋求幫助，他父親因為被兩個地痞欺負而被逼無奈殺死了他們，一審法院判他死刑立即執行，二審已經開庭，應該還沒出結果，一審法院認定了死者具有嚴重過錯，也認定了被告人具有自首情節，可是法院還是判他死刑了，原因是他殺死第一個人可以認定為正當防衛，但是又追出去把第二個要逃跑的人殺死就是典型的故意殺人。法院的這種判決明顯是不公的，因為法院還查明這兩個地痞不只是一次兩次來騷擾被告人的店鋪了。
從許多案例，我們可以看出，在判處死刑后，是要立即執行還是要緩期兩年執行，不確定性太大了，對觸犯死刑的自首行為是不是要成為從輕的理由，不確定性也太大了。許多人、甚至許多搞法律的人還為此積極倡導一個觀點，即對于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被告人積極賠償，那就可以判處死緩。被告人不積極賠償，那就要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總結成一句話就是，要錢不要命，要命不要錢，許多律師為了給自己的當事人開脫，甚至還撰文要求人們響應這種號召，對這些荒謬的觀點，我寫文章予以駁斥了。
律師持有這種想法，不算太可怕，但是如果連法官也這樣認為，那就遺患無窮。如果法官再把激情犯罪當作是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依據，就更會讓社會充滿不安。法官向公眾解釋的觀點是，敖翔之所以殺害小米，原因是小米進行了激烈的抗爭，這導致敖翔火往上漲，也就是激情四射。讓人恐怖的是，這是不是會成為許多法官群起效仿的對象，特別是當有腐敗因素參與一個案件的審判時，賄賂不賄賂，都可以作出合法的判決，只不過賄賂了，那就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不賄賂的話，那就是死刑立即執行。權力的奧妙就在于此。但愿敖翔案與此無關。
法官的另一個觀點是，抓住一個罪犯是很難的，而如果給罪犯一些看得見摸得著的好處，罪犯就會自己送上門的，警方可以不費吹灰之力，給自首犯以從輕處罰的判決，這會讓許多還沒自首的罪犯早點去自首，警察在辦公室里等著就可以了。這種說法。當然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又有縱容犯罪的風險，因為即使一個人對法律有再多的無知，他也應該知道殺人償命的道理，特別是那些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的罪犯就更知道自己每次行事都冒著生命的危險，但是，當他們看到敖翔可以通過自首換得自己的生命無憂時，已經扛不住的在逃犯或許會為了保命而自投羅網，于是，他們的罪行就因為這種給他們僥幸機會的設計而逃脫本該應該的最嚴厲的制裁，許多潛在的罪犯會不會群起而仿效，很難有定論，但不能說無風險。
當用極其殘暴的手段殺死一個人，而最后可能得到的是二十五年的刑罰，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就被架空，當然，同樣受到傷害的是“刑罰適用平等原則”，敖翔在廁所里性侵女生不成而將其殺害，被判死緩，而“李翔”同樣是在廁所里性侵女生不成而將其殺害，為什么就要判他死刑立即執行呢？這種同樣的罪行不同刑罰的判決并不是沒有，其中蘊含著什么奧妙，留給人的是巨大的想象空間。
現在看來，刑法的設置是有問題的，這種設置極容易讓法官作出極其不妥的判決，其不妥之處就是在引導人們的行為上會讓許多人更加兇殘，或者說會讓潛在的罪犯時刻掛念著刑法給予他們的僥幸機會而大肆犯案，當這種僥幸變為現實時，那贏家就是罪犯本身，這種罪犯往往是能夠打通各個環節的牛人。
所以，我們確實需要做的是，要么修改刑法，廢除死刑，并且確立一檔足以與死刑相抗衡的刑罰，那就是終身監禁并不得減刑、不得假釋。或者是廢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的制度。當然更需要細化的是關于自首的規定，一定要具體到某些犯罪上某些情節上，比如殺害未成年者，即使自首也要判死刑立即執行，性侵女性不成而將其殺害者，即使自首也要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司機把人撞到而又重復碾壓致其死亡者，即使自首也要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只有有了這種細化，法律的確定性才會得以彰顯，刑法面前才會有更多的平等，腐敗才不會容易輕易地滋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