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生貴 ]——(2012-5-11) / 已閱6709次
李德一家人長期居住在涉案房屋內、戶口在此、在本市無其他住房。李德之父親向法院提起騰房之訴，案件的裁判將面臨著李德一家人基本生存權能否得到保障的重大問題，針對民生類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反復強調，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權，這是司法鋼性底限，也是憲法性權利，請二審本著人權第一的角度給予慎重考慮。
李德系公有住房的被拆遷安置人，身邊還有未成年女兒李達，居住權是保障家人基本生存需要。
長期居住取得被安置資格：李德之父親李達與母劉美結婚后，李達與劉美居住在李達的另一處公租房，李德居住在的涉案公有房屋內，1997年拆遷期間，李德搬至過渡房；1999年9月回遷樓建成交房時，李德依據拆遷安置補償協議的規定，自始搬進涉案房屋，承擔了裝修、家具、電器等基本費用，十多年來李德一直維護管理此房，居住至今。
房改前后李德居住無變化：2002年公租房進行成本價房改，李德出資五萬元購買，2003年5月28日取得標注“成本價”字樣的“產權證”，產權人寫為李德之父親李達，李德居住狀況未發生變化。
3、共居事實證明李德的居住權：拆遷前后，李德與父親共居生活25年時間，李德之父親曾有三次生病，每次住院都是李德守候在病床前，盡了贍養義務。1997年9，李德與房地產經營開發公司訂立了《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遷安置補助協議書》，此協議第二條確定李德為被安置人員；第三條第2項內容確定“過渡期至1999年9月，過渡期滿后安置到涉案小區施工號一號樓2門501房”。
4、遺產分割款不能改變居住權：李德得到的遺產分配款系劉美的權利轉化，性質上不能吞并居住權，拆遷公有住房分配的居住權具有公益保障性質，是國家關于公房管理的特殊規定，與遺產分割的私權性質不能相提并論。
李德取得的遺產分配款，因李德的生父治病花銷大部分錢款，生父自2005患食道癌做手術，現在也不能像常人一樣生活，只剩半條命，李德無固定收入，該款用于維持生父的治療和李德女兒的上學，手頭所剩無幾，無力購買房屋。
二、法律價值理念的判斷問題：
案涉公有住房性質上是國家分配的一種福利：公正妥善的裁處房改房產權人與共居人之間的爭議，必須以國務院房改配套政策為大前提，《國務院關于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十八）規定，職工按成本價或標準價購買公有住房，每個家庭只能享受一次，購房的數量必須嚴格按照國家和各級人民政府規定的分配住房的控制標準執行。《北京市職工購買公有住宅樓房管理辦法》第3條、第4條規定，承租戶購買公有住宅樓房實行限量，購房人購買承租公房按家庭人口計算。足見國務院及北京市政府規定，公有住房的銷售對象是承租公房的整個家庭，并以家庭成員同意購買為前提，一個家庭只能享受一次，不是承租方個人。公有住房的出售對象具有特定性，明顯區別于一般商品房買賣，公有住房的購房主體是城市承租公有住房的家庭成員，帶有很強的政策性，這是公有住房的福利性決定的。房改的目標是建立以中低收入家庭為對象、具有社會保障性質的住房供應體系，《決定》規定向中低收入職工家庭出售公有住房實行成本價，解決住房困難，保持社會穩定和政治安定，減輕社會負擔，房改房一般住用五年后可依法進入市場，在同等條件下，原售房單位有優先購買權、租用權，原售房單位已撤銷的，當地人民政府房產管理部門有優先購買權、租用權。原審機械地以“誰取得產權誰就有權根據自己的意愿攆走非產權人”的思維極其錯誤，與國務院房改政府及保障困難家庭居住條件若干規定相背離。從《城市公有住房管理規定》第28條、《北京市人民政府關于城市公有房屋管理的若干規定》第12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19條的規定得到斷定。李德之父親的代理人辯稱房證寫誰名字，誰就有權讓他人騰房，這樣的說法于法有悖，原審堅持的裁判思路及價值判斷錯誤，應予糾正。
北京高院關于居住權的司法批復：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民一庭：你庭關于劉士奎與劉鴻宇、劉景、王立紅財產權屬糾紛一案如何使用法律的請示收悉。經研究認為，根據《城市公有住房管理規定》以及我國公有住房租賃、拆遷、出售的相關政策，承租、購買公有住房是國家分配給職工的一種社會福利，此種福利的享有人不僅包括承租人，還包括與其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員。因此，在本案中，劉毅享有訴爭房屋的居住權，王立紅。劉鴻宇作為劉毅的配偶和子女與劉毅同住亦屬該房屋的共居人，劉士奎無權要求劉毅等騰房。劉士奎在以成本價取得該房屋產權之后，本應有權向劉毅收取一定的房屋使用費，但由于劉士奎與劉毅并未就房屋使用費達成協議，且雙方之間不屬一般意義上的房主房客關系，故對劉士奎請求劉毅騰房和補付此前的房屋使用費的請求可不予支持。對于今后的房屋使用費，雙方但是人應通過協商確定，協商不成，可另行解決。－－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一庭對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民一庭請示的劉士奎與劉鴻宇、劉毅、王立紅財產權屬糾紛案的答復（2003年9月2日）
統一司法判例，后訴應遵從前案的審理思路：
東城區人民法院（2003）東民初字第182號民事判決裁判要旨：法院經審理認為段巍戶籍一直登記在訟爭房屋所在的19號，其經王淑英同意自1997年搬回訟爭之房，此后長期在內居住生活，與王淑英即房屋承租人形成了共居關系，對該房應享有合法的居住權。故判決段巍對本市東城區板廠胡同19號王淑英承租的北房西數第二間享有合法居住權。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2003）東民初字第00888號民事判決、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3）二中民終字第04272號民事裁定：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經審理確認，公民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本案中，訟爭方房雖由謝考進承租，但謝會來、德榮麗作為謝考進的共居人，對訟爭房享有居住權，現謝考進讓謝會來、德榮麗搬離，對此共居人謝會來、德榮麗明確表示不同意，且二人在本市無其他住房，并不具備騰房條件，故謝考進要求謝會來、德榮麗騰房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據此判決駁回謝考進的訴訟請求，判決后謝考進不服，持原訴請求及理由上訴到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后撤回上訴。
類案的客觀事實表明，訴爭房由公房轉為產權房，李德之父親以較小的對價取得房屋產權，共同居住人李德不能成為房屋的所有權人，卻沒有明確放棄居住權，所以不能因此排斥李德及未成年女兒在房屋內的居住權利。
現共居人主張居住權，雖然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但是生存權是最基本的人權，憲法明確規定尊重和保護公民的基本人權，李德的居住權應受法律確認和保護，李德之父親不讓李德居住在房屋，事實上剝奪了其最基本的生存權。
從民事訴訟解決糾紛角度出發，妥當地實踐定分止爭、保障權益的訴訟目的，審判結果尤其是民事裁判的形成，法律效果并不只是唯一決定因素，在個案中社會效果不能忽略，我們不能直視更多的人無家可歸而無動于衷，更不能在僵化司法理念指導下對此種形勢推波逐瀾，當面臨制定法沒有明確規定的情形，法官的裁量權限應當更多考量社會的正義與公平。
二0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