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佳慧 ]——(2012-2-16) / 已閱20034次
孫立平教授曾指出，當代中國已呈現出一種“斷裂社會”的社會結構：不僅不同時代、不同階層、不同群體之間的多元價值訴求同在，而且相互之間既缺乏有機的聯系又很難相互溝通協(xié)商。[33]不僅如此，一旦擁有強大公權力的地方政府及其代理人也卷入這場多元價值和利益之爭，地位和力量天然不相等的官民雙方肯定會出現很多法律上并不復雜但卻很難處理的糾紛。
“大調解”模式看似是調解傳統(tǒng)在新形勢下應對上述糾紛的制度創(chuàng)新，但正如筆者分析的那樣，由政府主導的、缺少中立第三方的“第二方糾紛解決機制”很難解決雙方力量懸殊的“官民糾紛”。雖然隨著“維穩(wěn)”基金在各級政府中的普遍設立，上級為下級買單似乎能夠消減部分民眾的怨氣以換得當地一時的穩(wěn)定和平安，或可以稱為“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解決”，但這至多算得上一種“花錢買平安”的“權宜性治理”方式。這種方式不僅在實際操作中如何協(xié)調往往只憑負責官員的個人判斷，其所體現出的政府行為明顯缺乏原則性和規(guī)范性，往往忽視、扭曲甚至排斥法律的作用，而且花錢也并不一定就能買到平安。因為這種“權宜性治理”方式給民眾提供了一種誤導性的預期，即如果你想讓你的問題得到解決，就得制造點“威脅穩(wěn)定的事端”，也就是“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34]平安因此也只是暫時的。
不僅如此，如果地方政府在追求GDP和自身利益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如果缺少法律和司法對地方政府及其代理人的有效制約，即使黨政驅動的“大調解”能夠在某起群體性糾紛出現之后利用當地黨政的威信和權力（當然還有“維穩(wěn)”基金）加以有效協(xié)調和解決，但“按下葫蘆起了瓢”，還會有更多的類似糾紛此起彼伏地出現。意在“維穩(wěn)”的“大調解”因此很難真正地長效“維穩(wěn)”。
如何走出這種困境？根據糾紛解決的基本原理，不同于在群體性事件發(fā)生之后由各級黨政牽頭，集合諸多調解資源構建的“大調解”模式，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完善甚至重建在實踐中已然“失靈”的行政訴訟機制。只有構建了一個中立第三方的法律平臺，民眾才能以維權的方式與各種政府行為一決高下。在長期和整體的層面上，這是一種能夠事前制約行政權力、事后防范群體性事件發(fā)生的有效機制。
注釋:
[1]2005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fā)《中央政法委員會、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關于深入開展平安建設的意見》，要求各地“進一步健全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機制、工作制度和工作網絡，強化社會聯動調處，將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和司法調解有機結合起來，把各類矛盾糾紛解決在當地、解決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tài)。”參見http：//mil.news.sina.com.cn/2005-12-05/0621335516.html，2010-12-20。
[2][17]參見章武生：《論我國大調解機制的構建——兼析大調解與ADR的關系》，《法商研究》2007年第6期。
[3]參見左衛(wèi)明：《探尋糾紛解決的新模式——以四川“大調解”模式為關注點》，《法律適用》2010年第2、3期；蘇力：《關于能動司法和大調解》，《中國法學》2010年第1期。關于“大調解”實效的經驗研究，參見潘伊川、洪磊：《“大調解”行動與“大調解”機制——以成都市大邑縣為觀察樣本》，《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09年第6期。
[4]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指出，調解能夠避免當事人的訟累，節(jié)省司法資源，是訴訟效益最大和社會效果最佳的解決方式……人民法院要堅持在黨委領導和政府支持下推動機制建設，堅持以“三位一體”為重點推動調解機制建設，建立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和司法調解的大調解格局。參見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人民法院調解工作的歷史新定位——全國法院調解工作經驗交流會綜述》，《人民司法.應用》2009年第17期。
[5]參見強世功：《導言》，載強世功編：《調解、法制與現代性：中國調解制度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頁。
[6]參見王福華：《現代調解制度若干問題研究》，《當代法學》2009年第6期。
[7]這里是指社會效果、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統(tǒng)一。在當下的中國司法語境中，“三效合一”和“案結事了”其實是一回事。
[8]T法庭是B市D區(qū)人民法院的三個派出法庭之一，轄兩鄉(xiāng)三鎮(zhèn)（L鄉(xiāng)、C鄉(xiāng)、T鎮(zhèn)、B鎮(zhèn)和L鎮(zhèn)），轄區(qū)面積1 251.8平方公里，但轄區(qū)人口不到6萬，而且居住非常分散。鑒于轄區(qū)地廣人稀，老百姓訴訟不易，為方便老百姓訴訟和及時化解糾紛，T法庭逐漸形成了以法庭為主導，以司法所、村級人民調解組織為主體，以派出所和鄉(xiāng)鎮(zhèn)綜合治理辦公室為兩翼，以訴前調解、庭前調解為重心，以巡回調解和巡回審判為主要方式的糾紛化解長效機制，即為“五元一點”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9]之所以需要司法助理員的參與，是因為電話中預約的下鄉(xiāng)調解是由法庭、司法所和村人民調解組織三方參與的聯合調解模式。
[10]據H庭長介紹，由于S村村民委員會沒有及時支付前期基礎處理工程款給Y，導致村民住宅工程長期停工。Y討要欠款未果，因此集結村民在奧運會期間頻繁上訪。為此，鄉(xiāng)政府、司法所和法庭已經組織過一次“大調解”，迫使S村村民委員會給付了20萬元的前期基礎處理工程款。
[11]對于很多擅長于規(guī)范分析的人而言，這次協(xié)調會的安排非常不合常規(guī)。先不說這種事前進行行政協(xié)調的方式本就超出了書本法律的范疇，就算鄉(xiāng)政府有必要主持協(xié)調，似乎也不該由負責地方立法的鄉(xiāng)人民代表大會主席來召集和主持。但是，“法律的邏輯不等于生活的邏輯”。在中國的基層社會，人大、政協(xié)和政府三套班子很多時候分得并不那么清楚。
[12]H庭長還告訴我們，就像一個人的名字一樣，“五元一點”其實只是一個便于向外宣傳的名頭。在實踐中，首先是“五元”比較靈活，根據具體糾紛情況，五個部門并不一定都去，法庭有時是和司法所，有時是和綜合治理辦公室，有時還要出動鄉(xiāng)領導，遇到打架斗毆的時候才會叫上派出所。其次，各方聯合調解的地點也并不一定就在巡回審判點這“一點”。像這次偶遇的“大調解”協(xié)調會，雖然地點在鄉(xiāng)政府會議大廳，出席的人員還有鄉(xiāng)人民代表大會主席，但同樣也歸屬于“五元一點”調解模式。
[13]參見趙華軍：《調解之花在大山深處綻放》，《京郊日報》2010年4月9日。
[14]陳瑞華：《司法過程中的對抗與合作》，《法學研究》2007年第3期。
[15]一般意義上的調解是指在中立第三方協(xié)助下進行的、當事人自主協(xié)商性的糾紛解決活動，這是范愉教授對“調解”所作的界定，參見范愉：《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頁。
[16]據學者潘伊川和洪磊的研究，如何整合和協(xié)調有不同利益、不同上級的十幾家單位共同投身于“維穩(wěn)”事業(yè)，就是一個大問題。參見潘伊川、洪磊：《“大調解”行動與“大調解”機制——以成都市大邑縣為觀察樣本》，《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09年第6期。
[18]以僅有5位法官和3位書記員的T法庭為例，為了便于能動司法，在人力資源方面，除了立案庭的法官，包括H庭長在內的其他法官送法下鄉(xiāng)已經成為常態(tài)；在物質裝備方面，不僅為每個法官配備了便于遠程立案和電子化辦公的電腦，還有3輛小汽車。
[19]對法律治理化的深入研究，參見趙曉力：《通過法律的治理：中國基層法院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北京大學法學院，1999年6月；強世功：《懲罰與治理：中國刑事懲罰的法社會學分析（1976-1978）》，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20][21]參見蘇力：《關于能動司法與大調解》，《中國法學》2010年第1期。
[22]參見[美]羅伯特.C.埃里克森：《無需法律的秩序——鄰人如何解決糾紛》，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160頁。
[23]法院雖然名義上是中立第三方，但在此種“大調解”機制中，充其量只是一個協(xié)調跑腿的“信息傳遞員”以及法律知識和協(xié)調方案的提供者，根本沒有能力也沒有“膽量”獨立司法。
[24]在此領域有大量的經典文獻，如埃里克森對夏斯塔縣居民糾紛解決機制的法社會學研究，馬考利對企業(yè)間關系性契約的研究，格瑞夫對馬格里布商人商業(yè)規(guī)范的研究以及米爾格雷姆、諾斯和溫加斯特對中世紀商人法的研究等。See Ellickson，Robert C. Order WithoutLaw：How Neighborhoods Settle Disput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1；Macauley，Stewart，“Non-Contractual Re-lations in Business：A Preliminary Stud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1963），pp.55-69；Greif，Avner，“Reputation and Coalitionsin Medieval Trade：Evidence on the Maghribi Traders”，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9 （December 1989），pp.857-882；Migrom，PaulR.，Douglass C. North，and Barry R. Weingast，“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the Revival of Trade：The Law Merchant，Private Judges，and the Champagne Fairs”，Economics and Politics 2 （1990），pp.1-23.
[25][美]道格拉斯.G.拜爾等：《法律的博弈分析》，嚴旭陽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09—311頁。
[26]參見徐昕：《論私力救濟》，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對自焚、鬧事等因面對缺乏有效制約的公權力而不得不為的“私力救濟”新形式，目前還沒有更多的研究。
[27]參見莊慶鴻：《清華大學報告指各地陷“越維越不穩(wěn)”怪圈》，《中國青年報》2010年4月19日。
[28]有別于以調解、仲裁、審判來區(qū)分糾紛解決方式的維度，美國學者郭丹青根據中國特殊的上下級糾紛解決方式，以內部和外部作維度將糾紛解決方式分為外部糾紛解決方式和內部糾紛解決方式。參見郭丹青：《中國的糾紛解決》，載強世功編：《調解、法制與現代性：中國調解制度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頁。
[29][日]棚瀨孝雄：《糾紛的解決與審判制度》，王亞新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頁。
[30]H庭長告訴筆者，只要不接案子，即便老百姓去上訪鬧事，也不是涉法上訪，因此和法院沒有任何關系。根據地方政府績效考核的規(guī)定，這種上訪的“賬”會算在其他政府部門頭上。因此，在沒有財政壓力的T法庭，在立案之前，H庭長和他手下的法官們非常樂于將時間和精力花在消弭當事人遞交到法庭的糾紛上面，雖然因此他們的辦案量和訴訟費會大量減少也在所不惜。
[31]H庭長的先進事跡之一就是在一起因村民委員會拖欠工程款繼而包工頭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案件中，多次奔波于區(qū)、鄉(xiāng)兩級政府，做了鄉(xiāng)政府和村民委員會的大量工作，通過多方協(xié)調，包工頭孟某終于承諾將村民委員會應支付給他的工程款盡快支付農民工工資。由于村民委員會不能立即拿出拖欠的工程款，后來法庭又協(xié)調鄉(xiāng)政府預支了21萬元現金，并現場發(fā)給了農民工。參見趙華軍：《調解之花在大山深處綻放》，《京郊日報》2010年4月9日。
[32]2010年8月，為了解該起糾紛的最終解決情況，筆者電話連線了T法庭的H庭長。他告訴筆者，這起持續(xù)了兩年多的建筑工程欠款糾紛最后是在上級政府的協(xié)調下，由鄉(xiāng)政府和村民委員會共同向建筑商Y支付了剩余的建筑工程費用從而得以解決。這部分印證了H庭長之前的預斷。
[33]參見孫立平：《失衡——斷裂社會的運作邏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
[34]參見清華大學社會發(fā)展研究課題組：《以利益表達制度化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422/16/34294_24369489.shtml，2010-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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