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濤 ]——(2003-7-13) / 已閱11468次
建議在管制與緩刑中增設社區服務
楊濤
管制我國刑法中的一種刑種，是指對犯罪分子不關押，交由公安機關管束和群眾監督，限制其一定自由的刑罰方法。緩刑是一種刑罰執行制度，是指對犯罪分子判處刑罰，但在一定時間內暫緩執行刑罰的制度。依據我國刑法和刑訴法的規定，管制與緩刑的執行機關都是公安機關，都對犯罪分子限制了一定人身自由。刑法第39條規定，被判處管制的犯罪分子，在執行期間，應當遵守下列規定：》。按照刑法第76條的規定，被判處緩刑的犯罪分子，在執行期間，應當遵守的規定與管制基本相同，除對第2點未做出規定外，其他都應遵守。
管制刑雖然是我國的獨創，在民主革命是就已產生，但在97年刑法修訂時就其存廢引發了許多爭議，之所以保留管制刑，一般認為，管制刑有存在符合刑罰中關于目的刑、教育刑的本質，能達到教育犯罪分子和預防犯罪的目的。而從前蘇聯引進來的緩刑的執行刑罰的制度，更是以目的刑、教育刑為其創始的初衷，徹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更好地達到改造犯罪分子，教育犯罪分子本人與社會上不穩定分子。
但在司法實踐中，我們遺憾地看到，無論是管制還是緩刑運行并不理想，一方面，執行機關有關措施不到位使法律的有關規定形同虛設，另一方面，判處管制與執行緩刑的犯罪分子在法定期間違法犯罪與期滿再犯罪比率較高，管制與緩刑成了犯罪分子避懲罰的避風港，管制與緩刑引發了相當多的黑色交易，群眾也因此對管制與緩刑制度產生一定的不滿與不解。這種狀況當然與實際執行不力有關，但筆者認為根子卻在理論與立法規定上。首先，我們認為，刑罰本質應是報應刑與目的刑相統一，管制與緩刑應有懲罰的因素，即使側重于目的刑也刑罰不可過輕緩，以免引發被害人的不滿。其次，就實施目的刑而言，無論是管制還是緩刑在執行上還是要有一個相當可操作的載體，就刑法的現行規定來看，雖然這些規定一定程度限制了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但并無實際的教育措施，教育流于條文。事實上，要實現目的刑、教育刑，必須有一個有效的載體，比如勞動改造，通過這一形式，讓犯罪分子感受一定的痛苦，使其本人不再犯罪和社會上不穩定分子不敢犯罪，達到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的目的。同時有這一載體，一方面強化了執行機關的責任，其必須去組織實施，而不是現行規定一樣單等犯罪分子來報告，且對其不聞不管；另一方面，執行機關也可充分利用這一形式來教育、感化。
筆者注意到英國的社區服務制度是介于在監獄勞動改造和在社會放任之間的一種有效載體。英國最早在1973年《刑事法庭權力法》中創立“社區服務”的刑種，即法官可以判令罪行輕的被告人進行無償的社區工作，彌補因其罪行給社會和個人造成的損害。社區服務是英國緩刑制度的一種，在英國，每年大約有5萬個社區服務性案件。依照英國的法律規定，判處社區服務的時間最少是40個小時，最多為200個小時，被判處社區服務的罪犯每周至少要有5－20個小時的社區服務時間。英國城市按需要劃分為若干個緩刑區，每個緩刑區都有政府的社區服務組織，組織成員有政府公務員或委派人員組成，包括緩刑官、社區服務官及其他管理人員。社區服務的種類包括不同的勞動項目，如房屋裝修、道路維修、木器加工、清潔公共衛生甚至去學校粉刷墻壁。到社區參加服務的罪犯必須遵守社區服務的時間，如果他們不準時到社區服務點去服務，第一次，社區服務的管理監督人員要警告他；第二次，要對他提出嚴肅批評；第三次，他們將被送回法院，重新判決入獄。
我國香港地區法律制度承傳英國普通法傳統，1984年香港正式通過＜＜社會服務令＞＞條例，并在1998年擴展至區域法院、高等法院的上訴法庭及高等法院原訟法庭。香港“社會服務令”具有補償性及協助違法者復康的雙重作用。根據此服務令，違法者須在空閑時間進行無薪社會服務工作，以補償他們對社會的損害。在著名香港藝人謝霆鋒交通肇事一案中，謝霆鋒被法院判處240小時社會服務令，為當時轟動一時的新聞。
值得注意的是，社區服務制度在我國最早卻是由檢察機關在相對不起訴中試行。2001年5月，河北省石家莊長安區出臺《關于實施“社會服務令”暫行規定》，對符合不起訴條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檢察機關下達“社會服務令”，推薦到社會公益性機構，由檢察機關聘用的輔導員對其進行思想感化教育，并在規定時間內從事有益的無薪工作，對社會作出一定補償，使其重拾自尊，早日回歸社會。規定出臺后第一位被判“社會服務令”的是一名涉嫌盜竊手機17歲的少年，他被判到社區進行兩個月無薪勞動。兩個月過去后，檢察院根據其表現下達了“不起訴決定書”，他又像過去一樣回到普通人生活中。隨后，我國第一批“社會服務令”開始在河北省部分檢察院試行。今年6月，北京市在東城區、房山區和密云縣的４７個街道、鄉鎮全面展開罪犯“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納入社區矯正的罪犯，為具有北京市正式戶口、長期居住在試點區（縣）的被判處管制、被宣告緩刑、被暫予監外執行、被裁定假釋、刑滿釋放后繼續剝奪政治權利的非監禁刑的罪犯。在社區進行矯正期間，這些罪犯要嚴格遵守法律、法規和社區矯正組織規定的匯報、請銷假、遷居等制度，并通過定期接受談話、專家心理咨詢、社會幫教、參與社區公益勞動等多種形式改正自己惡習、認罪服法。這些新的處理方式引起司法界及法學界廣泛關注，其法理與司法實踐效果有待研究。
但是，上述的嘗試并無法律依據，社區服務的適用范圍和違反的后果都無規定，相關監管組織沒有建立。對于被暫予監外執行、被裁定假釋、刑滿釋放后繼續剝奪政治權利的非監禁刑的罪犯，筆者不反對社區矯正的工作。但筆者主張，我國當務之急的是應引入社區服務制度來改造實踐中存在問題較多的管制與緩刑制度。在法律明確加以規定社區服務制度，其積極的意義在于：首先，其能真正對犯罪分子起到懲罰與教育的功能；其二以看的見方式增強群眾對司法的信心，減少管制與緩刑作為避風港的機能，盡可能遏制幕后黑色交易；其三是社區服務有著實在的可操作的制度，有利于增強執行機關的責任，不至于讓刑法的有關管制與緩刑的其他規定流于形式。具體可在刑法第39條和刑法第76條增加一款規定，即判處管制和緩刑犯罪分子必須參加當地的社區服務。同時在大城市以若干區為單位、在小城鎮以若干鄉鎮為單位由司法行政部門組織社區服務點，設立相應的管理人員，負責對犯罪分子進行社區服務管理、監督，并開展多種形式的幫教活動。法律還應規定，犯罪分子必須在每二周參加4至8小時的社區服務，內容主要是公益勞動，并接受群眾監督。對無特殊情況不按時參加社區服務或有其他不遵守規定行為的給與警告，三次以上無故不參加社區服務的犯罪分子，判處管制的，由法院重新改判為有期徒刑，判處緩刑的由法院按刑法第77條規定，撤銷緩刑執行原判刑罰。當然，如果條件成熟后，可將這一制度推廣到被暫予監外執行、被裁定假釋、刑滿釋放后繼續剝奪政治權利的非監禁刑的罪犯的管理和監督上。
通聯：江西省贛州市人民檢察院 楊濤 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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