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奇 ]——(2011-1-31) / 已閱9417次
將貪污贓款用于"扶貧"等用途的認定
商奇
【案例】李某在擔任某村黨支部書記兼村委會主任期間，利用其負責上報該村小麥種植畝數(shù)并申領國家糧食補助款的職務便利，虛報小麥種植面積，非法騙取國家糧食補助款5萬元。在領取了5萬元補助款后，李某將其中3萬元存入自己的賬戶，將其中1萬元用于自己及家庭的日常開銷。由于李某所在村有四位孤寡老人，生活較為困難，李某將剩余的1萬元贓款以“扶貧”款的形式分發(fā)給了這四位老人，每人2500元。后經調查，這四人均不知所得到的2500元系李某貪污所得。
【爭議】在認定李某涉嫌貪污的數(shù)額時，辦案人員存在較大的分歧，歸納起來有兩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李某將5萬元補助款拿到手后，將其中的1萬元分給了孤寡老人，自己并沒有實際占有和使用，不符合貪污罪這一結果犯的構成要件。另外，李某的行為客觀上也是在幫助該村解決實際困難，是在履行一個村黨支部書記兼村委會主任的職責，是可以理解的。李某分發(fā)給四位孤寡老人的1萬元應當在5萬元中扣除，其涉嫌貪污的數(shù)額為4萬元；第二種意見認為，不論李某獲得5萬元補助款后如何處理，都是在其已經非法占有了這一款項之后的“再處理”，并不影響其貪污既遂，無論李某將該款項用于“扶貧”還是其他用途，其涉嫌貪污的數(shù)額都應當是5萬元。
【筆者意見】筆者同意上述第二種意見。
在查辦職務犯罪，尤其是貪污案件時，常常有犯罪嫌疑人辯解已將其貪污所得贓款用于“扶貧”等所謂公益事業(yè)，或者用于公務開銷等消費。這些消費是否應當在其貪污贓款中予以扣除呢？筆者認為，不論犯罪嫌疑人將貪污所得贓款用于何種用途，都不能影響其貪污既遂，數(shù)額應一概予以認定。理由有如下四點：
1、貪污犯罪等結果犯，應當以其第一次實際占有之時即達到既遂。根據貪污罪的客觀構成要件標準，行為人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非法占有了公共財物就達到了犯罪既遂。這里的“占有”應當是指客觀上使公共財物脫離了單位控制并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一旦行為人將公共財物的控制權轉移，就構成了貪污罪，而不論其在控制了公共財物后是將公共財物自我消費還是用于其他用途。這些用途都是行為人貪污后的后續(xù)行為，不應改變貪污的性質，也不應與貪污罪的其他構成要件一并予以評價。
2、將“扶貧”等用途的款項予以扣除，將導致罪責認定的矛盾。貪污犯罪是一種結果犯，犯罪嫌疑人實際非法占有的數(shù)額即是貪污數(shù)額。如果認定在貪污數(shù)額中有一部分是“扶貧”款，應于扣除。那么如何證明剩余贓款不會被犯罪嫌疑人用于接下來的“扶貧”呢？這將直接導致罪責認定陷入邏輯困境。如上第一種意見，李某用于家庭消費的1萬元可以認定為貪污數(shù)額，那扣除分給四位老人的1萬元后，怎么證明其存入賬戶的3萬元不會被李某接下來分給其他需要扶貧的人呢？如果李某真的意圖將這3萬元分給村里其他困難家庭，是不是這3萬元也應當扣除呢？這顯然是不符合邏輯的。假設李某在案件審判時作出這樣的供述，無疑將給檢察機關造成極大被動。
3、將“扶貧”等用途的款項予以扣除，將不利于職務犯罪偵查活動的有效開展。由于職務犯罪，尤其是貪污賄賂犯罪，在偵查中對言辭證據的依賴性比較高，犯罪嫌疑人供述對案件的偵查意義重大。這種將“扶貧”等用途的款項予以扣除的做法，事實上將造成犯罪嫌疑人的頻繁翻供，意圖用“合理”用途掩蓋其貪污意圖，嚴重的妨礙對職務犯罪案件的打擊力度。
4、將“扶貧”等用途的款項予以扣除，將造成放縱甚至鼓勵犯罪的嚴重后果。如果將“扶貧”等用途的贓款予以扣除，無疑使犯罪嫌疑人認為，即使貪污了公共財物，如果事發(fā)后將這些款物用于看似“合理”的用途，這部分就不會被追究。在這種心理預期的支配下，行為人可以放心的進行貪污犯罪活動，一旦聽到案發(fā)的風吹草動，只要制造已將貪污所得贓款用于了“合理”用途的假象就可以高枕無憂了。這無異于為貪污犯罪分子預留了一個脫罪空間，助長了其犯罪動機。
山東省濟陽縣人民檢察院 商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