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輝 ]——(2010-12-10) / 已閱9790次
淺析犯罪中止與犯罪未遂的區別
郭輝
在英美法系中，對犯罪中止通常作未遂罪處理，在處罰上也不作任何特別的考慮。在大陸法系中，對于未遂犯大多規定得減或必減行為人的刑事責任。但是，對于中止犯，各國刑法的規定幾乎是一致的，即不是免除其刑，就是減輕其刑。如日本刑法第 43 條規定：“已經著手實行犯罪而未遂的，可以減輕其刑，但基于自己的意志而中止犯罪的，應當減輕或者免除刑罰”。意大利刑法典第 56 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分別規定：“未遂犯處罰之程度如下，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時，未遂犯應處 12 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情形，以依本刑減輕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處罰之”，“如果犯罪人自愿中止行為，只有當以完成的行為本身構成其他犯罪時，才處以該行為規定的刑罰”，“如果自愿阻止結果的發生，僅處以犯罪未遂規定的刑罰并減輕三分之一至一半。”我國刑法第23條規定：“已經著手實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對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減輕處罰”。第24條規定：“在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或者自動有效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是犯罪中止。對于中止犯，沒有造成損害的，應當免除處罰；造成損害的，應當減輕處罰”。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我國刑法也同許多國家的刑法一樣，對未遂犯和中止犯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規定。對未遂犯，是“可以”從寬；對中止犯，是“應當”從寬。并且，從寬的內容也差異極大，中止犯至少可以得到減輕的待遇，而未遂犯卻是原則上至多得到減輕的待遇。顯然，各國對犯罪中止的處罰均輕于對犯罪未遂的處罰。然而，是什么因素促使各國立法者不約而同地給予中止犯如此寬宥的處罰呢？
從客觀歸罪到主觀歸罪，再到主客觀相統一的定罪原則，人類在刑法思想史上經歷了相似的路程。從刑罰目的論研究的角度我們不難找到答案。人的活動是具有自覺能動性的，但這并不等同于意志的絕對自由，人的認識和活動并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是受客觀存在和客觀規律制約的，人只有在正確認識和利用客觀規律時才獲得意志的相對自由。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到：犯罪人的犯罪行為是根據本人的意志選擇的，這種選擇使自己處于與社會公眾相對立的地位，其意志產生的行為必然要受到刑法的否定評價與制約。所以，犯罪人應該對本人意志產生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
立法中對犯罪中止與犯罪未遂的不同規定是出于刑罰目的論研究和對刑事政策的考慮，判別中止犯與未遂犯的關鍵在于犯罪行為人實施犯罪時的意志在立法上是否有值得表彰之處，這也是判斷中止犯與未遂犯最根本的標準。運用這種標準，不僅可以解決許多在犯罪論注釋層面爭議不休的問題，而且簡便易行，便于司法實踐操作。例如：在一起故意殺人犯罪案件中受害人為了脫身向犯罪人許諾日后滿足其要求的條件，犯罪人信以為真便停止犯罪，該種情形應該如何定性呢？從注釋層面看：一方面，犯罪人放棄其犯罪意圖時，不存在外界致使其行為無法完成的障礙，他完全可以將犯罪進行下去，這種因己意而停止犯罪的情形只是基于犯罪人一種“犯罪已不必完成”的想法而已。另一方面，犯罪人得到受害人的假意許諾后停止犯罪的情形，與犯罪人誤以為有障礙（但實際上這種客觀的障礙并不存在，乃是其認識上的障礙）妨礙其犯罪行為實施而致犯罪未遂的情形一樣，只不過后者以為犯罪已不能完成。但其共同點是犯罪人因為對事實認識錯誤而做出了錯誤的判斷，并且基于這種錯誤的判斷而放棄了犯罪行為，違背了犯罪人真實意圖的，在這種情形下的行為人并沒有真正放棄犯罪意圖，也無悔罪的表現，不存在法律上可倡導之處，所以我認為這種情形應該定性為犯罪未遂。又如犯罪人在實施犯罪時遇到受害人是熟人而放棄犯罪的情形，我個人認為應該將這種情形定性為犯罪未遂。因為以熟人為侵害對象會使犯罪人感到將會面臨身敗名裂以至鋃鐺入獄的危險，這種情況下放棄犯罪的行為并非出于犯罪人真誠悔悟和對法律價值的重新承認，而是為了保護自己，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停止的犯罪行為是有悖于立法中所設立的中止制度本意的。
犯罪中止與犯罪未遂相比較，前者是出于己意而停止，后者則是因障礙而停止，犯罪人所表現的主觀惡性不同，人身危險性的差異也不盡相同，刑法為了更好地完成尊重人權與社會防衛的功能，必然對其規定不同的待遇。立法之所以規定“中止犯應當免除處罰或減輕處罰”、“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減輕處罰”是基于刑罰目的的研究，以此鼓勵行為人懸崖勒馬，放棄正在實施的犯罪行為或積極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完成立法本意中的規范、保護和教育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