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孫英哲 ]——(2009-11-20) / 已閱21659次
關于歧視以及同命不同價的思考
孫英哲
歧視是當前社會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其產生原因可能是地域差別、人種種族差別、文化歷史傳統、民族信仰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等。我認為，當今社會的歧視有兩種：消極歧視與積極歧視。其劃分標準是歧視者有無將自己的歧視行為上升為社會行為，有無對被歧視者造成傷害的行為，有無造成社會影響。歧視行為若屬前者，則歧視他人者的行為應當適用于法律；若屬后者，因為其歧視行為未形成社會行為，還只是公民個人的私事，不滿足“法律是社會行為規范”這一要件，所以不能適用于法律。而就前者來看，歧視應當屬于侵權行為，是平等民事主體的自然人之間或法人與非法人之間一種關系，因而可能是一種民事關系，適用于民法或行政法。所以，除了“歧視行為違背了《侵權責任法》以及相關責任法”之外，“被歧視者真正感到自己受到了歧視”也是對“歧視”行為定罪的要件。
有觀點認為，歧視分為私人歧視和國家歧視，不忙討論這樣分類有無道理，還是先分析一下他們吧。私人歧視正如上文提到的，形成社會行為才能適用法律，反之不適用。比如：“我”討厭河南人，如果“我討厭河南人” 這一內心想法只停留在意識層面，也就是說河南人沒有因此而被我傷害過，那么我就不需要受到法律懲處；而如果我將這一想法上升為行動，“我”一見了河南人就給一頓耳光，那么河南人就有理由起訴“我”。國家歧視是不應當存在的，不僅因為國家歧視必然符合“社會行為”這一要件，還因為根據社會契約論的觀點，我們每個人實際上都相當于與國家定了契約 ，通過納稅來兌換國家對我們人權的保護，國家歧視我們的話不僅沒有保護我們還對我們進行侵權，這就是違約。所以私人歧視不一定受法律制裁，國家歧視一定要受法律制裁。
然而，我們如果用主權在民的觀點看待這一問題，就會發現“國家歧視”其實不存在。國家的權力屬于人民，屬于大多數的人民。國家如果歧視一定不會歧視大多數人，反而是在大多數人的授意下“歧視”少數人，但此時我們就不能說“歧視”了，而要說“限制”。我們可以用德國民法典第823條類推：1990年頒布實施的德國民法典第823條： 是以行為本身的性質對侵權行為是否“不法”作出界定。如果行為人行為的本身是合法的，即使該行為侵害了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該行為就不能界定為侵權行為。被我們認定為國家歧視的國家的某些做法基本上都是“照章辦事”,都能夠找到法律依據，所以基本上都是合法的，所以不論事實怎樣，國家侵權本身是個錯誤概念。
了解了歧視的對象、分類、性質、后果之后，我們有必要探討一下歧視存在的原因。地域差別、人種種族差別、文化歷史傳統、民族信仰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等只是表面原因，其深層次原因只需用一條原理概括：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里，我想換個更感性的方式來解釋它：社會的供求關系不平衡決定了歧視的存在。這里的供求不是指經濟上的供求，而是指社會對某些社會事物或社會現象的誘導產生與需求。例如，社會發展誘導產生了許多大學生，然而大學生的數量遠遠超過了社會需求，于是供求不平衡，“供大于求”，所以造成用人單位與大學生之間的地位的不對等，用人單位自然就會優中選優，哪怕他只需要一個只會打字的小秘書，如果是兩個大學生競聘該工作，一個英語過了六級，另一個連四級都沒過，雖然那工作可能沒有對英語的要求，但是相同的工資下，老板為什么不選最牛的那個過了六級的同學而退而求其次選擇那個只過了四級的學生呢？這樣固然對四級學生產生了歧視，但這是有理有據的。而如果供求情況發生了變化，勞動力數量不足以補充社會職位，也許就該輪到學生去挑選用人單為，去歧視用人單位了。再如國家實行梯級稅率制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富人越富窮人越窮的社會情況，這是因為社會在發展過程中對“通過限制窮富分化來達到相對社會公平，促進社會和諧，最終實現社會健康持久發展”的需求，而目前社會供應的“是窮富分化嚴重”的社會情況，供求關系發生矛盾，所以就迫使國家進行稅率調節。由此看來，“社會歧視”的調節手段就包括以下二種：1.自然調節。正如上文大學生與用人單位之間的歧視關系及其轉化，它不限制方向，是一種消極的調節，“多溢少補”，最終是要達到平衡狀態。2.自然調節刺激或指導下的人為調節。正如上文國家稅率調節，它是有目的，有方向的。因為它往往是人們為避免社會到達自然調節產生的消極機制點以最大限度減少社會損失、最大限度維持社會平衡而做出的。如同一個鐘擺，我們在它還未擺到最高點時就人為地阻礙它的運動使它盡快回到平衡點。這樣的調節是我們為盡量避免消極結果而做出的超前調節，一般都是有方向的。
上文說到，歧視分為國家歧視和私人歧視。而在國家歧視中最有爭議性的一個話題就是“同命能否同價”。
我這里有某網站對此做出的一項民意調查：
問題1：你是？（單選題）
GG 33.0％ 175票
MM 66.9％ 355票
問題2：你的年齡？（單選題）
20- 34.6％ 184票
30- 48.0％ 255票
40- 17.3％ 92票
問題3：你對同命不同價的看法（單選題）
城市水平高，應該比農村賠償高 46.8％ 249票
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應該同價 38.6％ 205票
不好說 14.5％ 77票
由資料看來，普通民眾對這個問題意見分歧也很大，沒能形成絕對壓倒性意見。這是因為這個問題涉及到了許多法律概念問題與倫理問題。
1. 生命權問題。
我認為生命權就是我們獲得生命之后保持自身生命存活的權利。這個權利是自然賦予的，即天賦人權，具有公理的性質，不能等同于國家法定的除人權以外的其他權利，因為那些權利都是我們在無形之中與國家達成社會契約后獲得的，是法賦權利。所以它只能得到法律認可，而無法真正得到法律有效保護，畢竟，法再大，也沒有回天之術使人復活。
2. 生命有無價值的問題。
我認為生命沒有價值。首先，價值是商品才有的屬性，承認生命有價值無異于承認生命是商品，這是對生命的褻瀆。其次，懷著對我國法律概念之匱乏的理解，我們姑且按照大眾想法來理解價值，暫時同意生命是有價值的。那么我想請問，生命的價值怎么算？按金錢嗎？生命不是商品，沒有包含無差別的人類勞動，不能用錢算。那用什么算，好像我們計算價值的單位只有金錢而已。我覺得生命是以生命權的形式來計算的，單位是“次”，天賦人權，每個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從這個角度來解釋，恰好也印證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則。一個人，不論是活20歲，還是活60歲，放在萬古流長的宇宙里只能算作滄海一粟，最終都會被抽象為一點，而不是我們所認識的一線，活20歲還是活60歲在哲學上沒有什么實質差別。所以，如果生命能夠衡量，只能以“次”為單位計算。
3. 生命權能不能賠償的問題。
首先，我們必須清楚生命權到底是誰的。我對這個問題比較迷惑，因為我們不能簡單地因為生命歸我們使用就判定生命歸我們所有，生命為什么不歸“自然”所有呢？生命畢竟不是我們創造的，也許我們占有的只是生命權的使用權，而“自然”才占有了所有權。如果是這樣，侵權人應當賠償所有權主體，補償使用權主體。那么我們如何向自然賠償呢？或者，其實我們根本沒必要向自然賠償，因為自然不需要我們賠償，人從生到死的過程其實就是自然把生命權借出和收回的過程。不管人活得如何，如何死的，生死都是必經的過程，所以生命權的流動過程不會因人的生命過程出現異常而異常。所以生命權的所有權不用賠償。
那么，生命權的使用權又如何補償呢？既是補償，就是說生命權的使用權不需要也不能被挽回，只能用其他等值的東西來補償損失。上文已經討論過，沒有與生命以及生命權等值的東西，那么就取其次，用生命權的使用權主體的心理預期來做標準，可是這讓法官如何裁量呢？這顯然是個大難題，不過，幸好這是一個偽問題。因為我們如果要補償，只能補償給生命權的使用權主體，然而主體已經離開人世，對方還怎么賠？
有人說，應當將對生命權的補償作為遺產轉移給受害人的親屬。我們對某些權力作補償是因為想去彌補受害人的損失，如果我們將補償簡單地繼承轉移給他人，受害人又獲得了什么？受害人因權力消失而留下的權力真空還是無法彌補，那么補償就沒有達到它真正的目的，所以這種補償根本就沒有任何意義。
如此看來，生命既無價值，又無法賠償，那么死人就應該吃啞巴虧嗎？這又讓全社會如何看待生命？生命豈不是會淪為糞土嗎？顯然不是。死人當然不會吃啞巴虧，生命因其性質特殊無法挽回，但這不代表侵權人不用負責任，我建議應當用刑事懲罰來懲罰侵權人，以此來告慰、撫慰死者。同時，一個人喪失生命并不是一個人的事情，人權的內容除了個體人權還包括集體人權，我建議我們在用刑事手段懲罰侵權人以告慰受害人之外，還應用刑事手段懲罰侵權人以告慰全人類，一次真正實現對生命的尊重，要讓人們懂得侵犯他人生命權是個不可饒恕的錯誤，真正樹立對生命的敬畏。在這個主題下的告慰性質的刑事處罰因為沒涉及到錢，所以不會在“同命不同價”問題上引起爭端。
此外，侵害他人生命權還涉及到補償與他人關系密切者，如親屬。因為每個人都存在于各種各樣的社會關系中，承擔著各種法律規定的責任與義務，一旦生命被侵害人終結就意味著不僅受害人而且受害人的責任對象也會被侵權。受害人生前可能是丈夫，死后自然無法承擔《婚姻法》規定的夫妻互助義務；受害人生前可能是父親，死后自然無法承擔《婚姻法》對未成年子女的保護教育義務；受害人生前可能是子女，死后自然無法承擔《婚姻法》規定的贍養老人的義務；受害人生前可能是單位里的核心人物、關鍵技術人員，死后單位自然要承擔無法估量的損失……所以受害人的責任對象也應當受到賠償。由于每個人的具體情況不一樣，社會位置不一樣，社會責任也不一樣，因此對這一部分的賠償而言，“同命不同價”合情合理合乎法律原則。
除上述賠付以外，我們還應當計算出受害人的生養成本，“生命無價”不代表“生活無價”。說句法外話，每個人都是一件投資品，環境尤其是家庭為我們做了很多投資，教育投資、情感投資……如果我們突然失去生命意味著環境為我們所作的投資全部付諸東流，那么投資方的利益就受到嚴重損害。生養成本，即環境投入應包括兩大部分：國家投入和個體投入。國家在每個人的生活中提供了很多福利、教育，同樣也需要補償，這是長久以來在涉及到生命權力的賠償活動里總是被忽視的一個重要部分。個體投入包括精神投入與物質投入。精神投入一直以來都是以精神損失費的形式補償的，我覺得不妥，因為精神損失無法科學地量化，個人覺得精神損失費的數目都是非理性的判罰結果，容易干預司法公正，而且我還覺得這只是物質補償的一個借口，只是為了形式上更好看，或者因為各地目前對人命賠償官司的規定中可能對撫恤金規定了上限，受害方律師轉打精神損失費可能會給受害方帶來更大利益。我認為補償精神損失最有效最公平的方法就是侵權人負擔受害人家屬心理治療費用，直至受害人親屬脫離心理陰影為止。除此之外，還可以考慮用對侵權人的刑事處理作對受害人親屬的撫慰手段，這樣雖然可能會出現與用以告慰受害人的對侵權人做出的刑事處罰之間出現法律競合的情況，但是如能從民事與刑事兩個方面來撫慰受害人家屬，就會更全面嚴肅地保護受害人及其家屬權益，更能彰顯法律對生命權、甚至是人權的重視，更能引導社會尊重生命。
搞明白生養成本的內涵之后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任務，即生養成本的算法。國家投入應當根據各地教育成本等標準來量定賠付額，各地標準不同，“同命不同價” 于此自然是合情合理合乎法律原則。而且這個不是目前的爭議重點，我們沒必要詳細討論。我們目前著重要討論的是個體投入之賠償。個體投入中的精神投入之賠付已經上文說過，那么其實真正麻煩的就是個體投入中的物質投入之賠付。這個物質賠付一定要精確，要實事求是，而不能像現行法律簡單武斷地按戶籍來定標。
其實我們經過仔細探究之后是不難得出結論：“同命不同價”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然而這個問題在社會上卻引起了廣泛而強烈的爭論。原因就在于此“不同價”非彼“不同價”，真正意義上的實事求是的“價格”算法一不小心被社會現實中武斷、理虧的“價格”算法偷換了概念，搞出了平等原則與“同命不同價”之間子虛烏有的矛盾，造成了社會大眾對“同命不同價”的誤解，這需要立法者深刻反省。
以上是我的賠付方法。現行法律一些學者還有不同觀點，下面我來一一分析。
1.以中國人民大學楊立新教授為代表的一些學者認為：“我們在研究死亡賠償金時注意到，死亡所賠償的，應當是生命的價值，而不是因為死亡而減少的財產收入。因此，真正的死亡賠償金，所賠償的應當是死亡人的‘余命’，即一個人應當生存的年限由于侵權行為的侵害造成死亡結果而沒有享有的生存年限。”
他觀點中的價值一詞的概念，我們先撇開不管，只說說觀點性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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