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審理涉及金融不良債權轉讓案件的若干政策和法律問題
——解讀最高法院《關于審理涉及金融不良債權轉讓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下）
八、舉證分配與證據審查
盡管《紀要》規定了諸種無效事由，但無效事由的最終認定有賴于相關證據審查和舉證責任分配。在債務人提起轉讓合同無效之訴中，人民法院應當根據最高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及時合理地分配舉證責任，重點加強對不良債權的可轉讓性、轉讓合同的內容、轉讓程序的公正合法性以及受讓人資質的適格性等方面的審查。
（一）強化轉讓合同內容的審查
審判實踐中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受讓人常以涉及商業秘密為由拒不提供其與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等轉讓人之間的不良債權轉讓合同，而是僅向人民法院提供其從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等轉讓人獲得的有關債權憑證，但該憑證遠遠不能反映合同雙方約定的具體內容，部分法官亦不深究。事實證明，不良債權轉讓合同中存在不少諸如禁止轉售、禁止向國有銀行、國家機關追償等限制性條款，這在確定受讓人權利范圍方面非常重要。因此，《紀要》強調：不良債權轉讓合同應當成為法庭上必須披露的、用于證明受讓人權利合法性和確切權利范圍的必要法律文件。受讓人不主動提供的，人民法院應當責令其提供；拒不提供的，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
（二）強化轉讓合同效力的審查
人民法院在根據《紀要》規定審查轉讓合同效力時，應當注意三個具體問題：
第一，關于公告程序的審查。
財政部、中國銀監會聯合發布的財金字[2005]47號《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資產處置公告管理辦法》和財金字[2008]87號《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資產處置公告管理辦法（修訂）》對轉讓公告的資產范圍、公告載體、公告期限以及披露內容做出比較詳細的規定。其目的無疑是為便于社會公眾的監督，增強金融不良債權處置的透明度和提高不良債權的回收變現率等。因此，人民法院對資產處置公告合規性審查時，著重審查三點：其一，公告的載體是否合規。公告的媒體級別要求擬處置資產的規模是否相適應，發布公告的媒體是否已經在財政部在各地財政監察專員辦事處和各地銀監局備案。其二，審查公告的時限是否合規。其中，以整體“資產包”方式處置不良資產項目，應在資產處置審核機構審核至少22個工作日前刊登公告，以保障公眾在知悉后有充分時間了解資產信息。其三，公告信息與資產信息內容是否一致。即實際轉讓的資產包內容與公告的整體“資產包”內容相比是否出現“掉包”或“加塞”情形。經審查，若出現不合規情形，根據《紀要》規定，人民法院在衡量公告違規對轉讓合同效力的影響時，應當參照兩個標準。第一個標準是：該公告違規行為是否對依照公開、公平、公正、競爭、擇優原則處置不良資產造成實質性影響。通常情形下，盡管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存在一些不符合規定的公告行為，但如果不能證明受讓人存在惡意或者與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之間存在惡意串通行為的，或者尚未對依照公開、公平、公正、競爭、擇優原則處置不良資產造成實質性影響的，人民法院不宜僅據此認定債權轉讓合同無效。第二個標準是：實際轉讓的資產包與轉讓前公告的資產包內容嚴重不符，且不符合《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資產處置公告管理辦法（修訂）》規定的公告要求。如果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轉讓債權公告違反《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資產處置公告管理辦法（修訂）》之規定，實際轉讓中存在“掉包”或者“加塞”等嚴重不符情形，可以認定構成公告信息虛假，人民法院應當根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第四項以及《紀要》的規定，認定不良債權轉讓合同無效。
第二，關于評估程序的審查。
實踐證明，在金融不良債權評估過程中的確存在由于對債務人資產低估、漏估等原因造成評估報告不真實的情形。根據《紀要》規定精神，人民法院對此應當區分情況予以處理。（1）如果由于無法全面掌握債務人資產狀況或者因債務人企業形態發生變化等客觀原因導致評估報告與實際不符的，只要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或者評估機構盡到必要的審慎注意義務，仍然不能完全了解債務人資產真實狀況的，應當屬于金融不良債權處置過程中的自身風險，人民法院不宜據此認定轉讓合同無效。（2）如果根據國家有關規定應經合法、獨立的評估機構評估，但未經評估的，則可以認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存在重大過失或者至少未盡謹慎義務，由此可能導致國有資產流失，應當認定轉讓合同無效。（3）如果有證據證明在評估過程中存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與評估機構相互勾結、惡意串通，故意低估、漏估而造成國有資產流失損害國家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的，應當認定轉讓合同無效。
第三，關于處置價格的審查。
值得注意的是，國家允許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通過“打包”的方式處置金融不良債權本身就蘊含著一個前提，就是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與受讓人對資產實際價值的認識和評價存在區別，這種區別的原因主要在于信息不對稱。受讓人通過充分調查和比較判斷后，可能比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更了解資產或資產包的具體價格信息，加之市場行情的變化等多種因素，經常出現受讓人以較低的價格受讓不良債權并獲得高額回報的情形。僅就單筆債權而言，的確可能出現受讓人以較低價格受讓不良債權并獲得高額回報的現象，但綜觀整體資產包全面狀況，也完全存在其他資產無法獲得清償的可能。加之，關于不良債權如何合理定價，目前國家相關主管部門尚未形成定價機制，只能依靠市場競爭來形成價格。因此，人民法院不宜僅僅以金融不良債權的出讓價格與資產賬面額之間的差額幅度作為引起合理懷疑的證據，而應當綜合判斷。
（三）強化相關證據調查和審查
審判實踐中，一些受讓人為了達到訴訟時效中斷的效果或者為了適用不同時期對自己最有利的法律或者司法解釋，存在偽造、變造證據現象。其中，最為常見的是偽造或者變造借款合同、擔保合同、借款借據，修改合同簽訂時間、債務人還貸時間以及產生訴訟時效中斷的證據。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視對證據真實性的審查，發現當事人偽造、變造證據的，要嚴格依照程序法的規定予以制裁。同時，鑒于此類案件年代久遠，加之轉讓環節較多，對各方當事人而言均存在證據失散嚴重的問題，人民法院要適當加強以職權主動審查，盡可能地查清案件事實。
九、利息收取和主體變更
（一）利息收取的相關問題
無論是民法理論界還是審判實務界，關于受讓人對債務人利息收取問題存在較大分歧。基本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面的分歧：其一，計算基數；其二，起算時間；其三，利率標準；其四，計收復息。
首先，關于計算基數問題。
有觀點認為，應當以原借款合同項下本金及自貸款逾期時始直至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出讓給受讓人時，按照借款合同約定或者《人民幣利率管理規定》計算的利息（包括逾期利息并計收復息）總和為基數。我們認為，受讓人受讓的是合同權利，其權利不能大于原權利人，也不能享有原權利人依其為金融機構特殊身份既而特別享有的權利。因此，《紀要》明確規定：“受讓人向國有企業債務人主張利息的計算基數應以原借款合同本金為準”。
其次，關于起算時間問題。
有觀點認為，因擔保權、利息債權、違約金請求權等從權利，以與主權利同其命運為原則，故主債權讓與時，從權利原則上也隨同轉移于受讓人；但當事人不欲其隨同轉移者，卻須于合同中訂明。據此，受讓人應當有權自受讓之日起取得原債權人收取利息的權利。我們認為，依據合同法理和合同法第八十一條之規定，該觀點頗有道理。不過，同樣根據合同法理，利息債權可以區分為尚未屆期和已經屆期卻尚未支付（即遲延利息）兩種情形。其中，尚未屆期的利息債權無疑屬于從權利，自應隨主債權一同轉移；但遲延利息則具有獨立地位，與從權利并不相同，并不當然地隨同主債權一同轉移。盡管有立法例推定未支付的利息隨同主債權轉移與受讓人，但這種推定可以反證推翻。因此，就不良債權利息收取而言，在受讓人受讓不良債權后，無疑有權收取對主債權尚未屆期的利息；但并不必然有權收取已經屆期卻尚未支付的遲延利息。考慮到不良債權自身的特殊性，尤其是在尚無不良債權合理定價機制且公眾普遍認為不良債權轉讓價格過低情勢下，經國家相關主管部門多次溝通并經中央原則同意，認為受讓人無權收取不良債權受讓日后產生的遲延利息。因此，《紀要》明確規定：“受讓人向國有企業債務人主張不良債權受讓日之后發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再次，關于利率標準問題。
如果不良債權轉讓合同被認定無效而相互返還時，出讓人依據何種標準支付利息？對此，《紀要》尊重民商審判多年來的實踐做法而規定：不良債權轉讓合同被認定無效的，出讓人在向受讓人返還受讓款本金的同時，應當按照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同期定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
最后，關于計收復息問題。
最高法院法釋[2001]12號《關于審理涉及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管理、處置國有銀行不良貸款形成的資產的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七條規定：“債務人逾期歸還貸款，原借款合同約定的利息計算方法不違反法律法規規定的，該約定有效。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的，依照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人民幣利率管理規定》計算利息和復息”。最高法院法發[2005]62號《關于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處置銀行不良資產有關問題的補充通知》第一條規定：“國有商業銀行(包括國有控股銀行)向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轉讓不良貸款，或者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受讓不良貸款后，通過債權轉讓方式處置不良資產的，可以適用本院發布的上述規定”。審判實務中由此引發受讓人能否如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一樣以同樣的標準向債務人收取復息的問題，并形成肯定和否定以及折中等不同觀點。我們認為，復息計算規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人民幣利率管理規定》，該規定適用對象僅限于金融機構。雖然最高法院法釋[1999]8號《關于逾期付款違約金應當按照何種標準計算問題的批復》和法釋[2000]34號關于修改法釋[1999]8號的批復明確了計算標準，但并未賦予其他合同當事人計收復息的權利。因此，計收復息的權利專屬于商業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根據合同法第八十一條關于“債權人轉讓權利的，受讓人取得與債權相關的從權利，但該權利專屬于債權人自身的除外”的規定，非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受讓人，無權向債務人計收復息。
（二）訴訟和執行主體變更
最高法院法發[2005]62號《關于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處置銀行不良資產有關問題的補充通知》第三條規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轉讓、處置已經涉及訴訟、執行或者破產等程序的不良債權時，人民法院應當根據債權轉讓協議和轉讓人或者受讓人的申請，裁定變更訴訟或者執行主體”。《紀要》對此再作重申。此外，為便于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繼續向國有企業債務人追償，人民法院應當支持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關于變更受讓人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請求。
十、相關規定與適用范圍
（一）以往特殊政策的適用范圍
《紀要》明確規定：最高法院已經發布的關于不良債權處置方面的特殊司法保護政策文件諸如《關于審理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管理、處置國有銀行不良貸款形成的資產的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關于貫徹執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條”司法解釋有關問題的函的答復》、《關于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管理、處置銀行不良資產有關問題的補充通知》和《關于國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處置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案件交納訴訟費用的通知》等，僅適用于國有商業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以及相關地方人民政府或者代表本級人民政府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部門或者持有國有企業債務人國有資本的集團公司。但是，實踐中一直有觀點認為，民商審判工作歷來強調保護債權人利益，維護社會誠信。在審理金融機構與債務人之間的金融借款案件中，是始終堅持充分保護債權人合法權益，因此，在受讓人追索國有企業債務人的案件中，亦應堅持平等保護原則，將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與受讓人一視同仁，不能僅對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適用特殊司法政策。
我們認為，這種爭論的實質是如何認識適用平等保護原則與適用特殊保護政策關系的問題。平等保護不同所有制主體的民事權益不僅是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司法審判的基本原則。無論是對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內資企業還是外資企業，集體還是個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保護的原則是我國法治進步的重要標志，是人民法院應當始終不渝地堅持的價值取向。但必須指出，貫徹平等保護原則與對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采取的特殊司法政策并不矛盾。根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第二條和第三條之規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作為國有獨資的專以收購、管理、處置國有銀行不良債權而設立的非銀行金融機構，是以最大限度保全金融資產、減少金融損失、促進金融和國企改革為主要經營目標，并非以獲取最大利潤為主要經營目標。可見，其設立的目的在于理順國有商業銀行的治理結構、解決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國際競爭力問題，是國家金融體制改革戰略的重要部分，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重要手段，因此國家根據行政法規所規定的特殊地位賦予了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有別于一般民事主體的一定的特殊地位和政策，諸如訴訟收費的減免，稅費的減免等。人民法院在處理兩者關系時，應當嚴格適用特殊司法保護政策的范圍，不能將國家相關部門和最高法院以往發布的對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特殊保護政策適用于普通民事主體。這非但沒有違背平等保護原則，相反正是對平等保護原則的堅持。如果將特殊政策適用于受讓人，恰恰會導致受讓人與其他普通民事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失衡。因此，對于訴訟費用的減免、以公告形式履行債權轉讓通知義務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特別享有的權利，不能適用于受讓不良債權的普通民事主體。同時，人民法院應當堅持平等保護原則。在審理受讓人向債務人追索債務的案件中，無論在證據判斷還是訴訟時效的把握，均應秉持保護合法權利、維護誠實信用的價值取向。權益沒有公私之別，只要是合法的權益，均應受到平等保護。人民法院對受讓人合法權利的充分保護，就是對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處置工作的大力支持；受讓人能夠獲得合法的預期回報，不僅將促進這一市場的健康穩定發展，而且能使國家維護金融安全、化解金融風險的金融體制改革政策得到落實。
（二）《紀要》內容的適用范圍
《紀要》明確規定：《紀要》規定的內容和精神僅適用于《紀要》發布之后尚在一審或者二審階段的涉及最初轉讓方為國有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通過債權轉讓方式處置不良資產形成的相關案件。同時，考慮到維護金融不良債權處置工作的穩定性和人民法院裁判的既判力，人民法院依照審判監督程序決定再審的案件，不適用《紀要》。
《紀要》區分了政策性不良債權和商業性不良債權。這種區分的司法裁判意義在于：雖然最高法院[2004]民二他字第25號《關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與國有商業銀行就政策性金融資產轉讓協議發生的糾紛問題的答復》明確規定商業銀行與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就政策性不良債權轉讓協議發生糾紛起訴到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若干就商業性不良債權轉讓協議發生糾紛起訴到人民法院的，是否應予受理，目前尚無明確規定。因此，這種區分為最高法院與國家相關主管部門進一步溝通協調以明確相關政策典型基礎。此外，應當注意的是，商業性不良債權主要指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從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交通銀行收購的不良債權，但并不限于上述幾家商業銀行。
此外，鑒于不良資產處置涉及面較廣，影響較大，所涉問題較多，為此，一些法院在國家相關政策未出臺之前采取慎重態度，出臺一些“暫緩受理、暫緩審理和暫緩執行”或者“中止受理、中止審理和中止執行”的規定文件，是可以理解的。目前，《紀要》已經發布，各級法院應當廢止此類“三暫緩”、“三中止”規定，嚴格執行《紀要》規定內容和精神。
